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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六个问题编者按：本刊尊重作者丁宁宁对此文一字不改的意见，是因为丁先生从来以直言不讳著称于世。这位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的资深政策研究人员，涉猎领域比较广泛，此次采访本来打算讨论中国经济形势，他却提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认为必须解决好“稳定国内金融市场”与“完善社会保障网络”两个长期性的问题。本文发表的虽然只是他就金融市场问题谈的看法，但也足以发人深省。 记者：今年以来的SARS似乎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影响不大，现在有些人担心明年会经济过热。不知您怎么看？ 丁宁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政府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之前，通货紧缩的压力还难以彻底消除。目前周期性的景气回升，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只要把房地产泡沫（包括公共工程泡沫）控制住，中国经济就不会过热。国外一些对中国发展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对上述问题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阻挡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中国如果出乱子也是源于内因。除政治因素外，有两方面问题值得警惕：一是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二是部分社会成员对生活彻底丧失希望。因此，政府在关注眼前问题的同时，应当认真考虑一下这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课题。即如何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及如何为底层民众建立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 记者：能不能请您就这两个问题谈谈看法？ 丁宁宁：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社会部的副部长葛延风同志刚刚完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报告，我就不谈了。关于如何稳定金融市场问题，可以谈点儿个人意见。总的来说涉及六个方面：第一是财政政策、财政能力问题；第二是银行改革问题；第三是非银行机构发展问题，例如信托、保险、信用合作社等；第四是证券业、证券市场问题；第五是汇率；第六是监管问题 记者：您现在是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也研究金融和经济问题吗？ 丁宁宁：我是中央党校的经济学博士，当社会部部长是服从组织分配。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要干好”。在完成领导交办的研究任务之余，我十分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因为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去年我就写过一篇《股市有风险，入市当谨慎》的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实那篇文章只是说了句大实话：“哪国政府也不可能给股民直接经济补偿”。从1993年证监会成立起，我担任过7年多的上市审查委员，有责任澄清一些历史事实。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在媒体上炒作各种国有股减持方案，要求政府给那些“为中国股市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股民”以直接经济补偿，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我们对此类欺骗性的舆论导向听之任之，很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记者：为什么说稳定金融市场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问题呢？ 丁宁宁：因为不仅仅是体制转轨国家，即使是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如果金融市场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十多年来经济走不出低谷，金融市场问题上的政策失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记者：那就请你系统地介绍一下你的观点吧 丁宁宁：第一，金融市场能否稳定，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政策。理由很简单，因为1973年中东战争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各国货币纷纷脱离了与贵金属的汇兑关系，变成了纯粹的信用货币。这种信用货币的最终发行人是国家，也就是各国政府。欧元似乎是个例外，但它同样要求各成员国的财政债务要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也就是说，还是要以各成员国的政府信用为基础。历史上英格兰银行成立的时候，就是以国王信用作抵押的。因为有战争，国王向有钱的贵族和商人借钱，借据成为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保证。现在情况更是如此，所以金融的稳定首先取决于政府财政的稳定。如果政府长期入不敷出，不管如何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都没有用。因为政府的债务最后总要有人来买单：不是强行向商业银行借钱，就是迫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结果是一样的：打乱正常经济秩序，导致货币贬值、金融危机 上届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将我们政府的债务水平，保持在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现在的政府债务（包括隐性债务）水平，可能接近这个允许范围的边界了。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能不能继续实行下去，值得认真地进行研究 此外，债务结构也不合理，中短期债务比重低，迫使中央银行去发票据。其根本原因是财政的预算管理能力太差。1994年税改确实增强了中央财政的收入能力，但事权划分只到省一级，而且是粗线条的，带有明显的“包干”痕迹，很多问题难以处理。例如人们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意见很大，要求中央政府拿钱。但中央政府不知道这个钱该如何拿，总不能让中央政府直接面对600万左右的农村教师吧？又如非典一来，总理立刻决定在北京建一个高标准的疾病预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