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改后出现主要问题.docVIP

农村税改后出现主要问题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村生产力，我国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理顺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了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拥护，对于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普遍大幅减轻，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被誉为称民心顺民意的“德政之举”。但是，笔者在乡镇的工作实践中发现这些改革措施在解决旧的矛盾的同时又产生了新问题，如：农民负担转嫁为农村负担、农业税赋出现新的不均、乡村两级组织收入下降幅度大、减负与偿还债务存在矛盾、乡村两级运转困难等等。本文着重对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运转进行实证分析，深入剖析其原因，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思考。 一、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与矛盾 1．农民负担仍然较重 江苏省税费改革后农民人均负担77．4元，加上以资代劳，人均负担92元，虽有大幅度下降，但同农业收入相比，负担仍然很重。据对典型农户调查，XX年，亩均粮食作物年收益430元左右，扣除人工费用净收入约130元左右，江苏人均不足一亩地，税费负担约占农业收入21％，净收入的76．9％。农业税以田计税，纯农户负担更重 与城镇居民比较，税负差距更大。以江苏省农村税费改革为例，XX年的农业税税率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不超过XX年扣除9600元)，若考虑工资性收入因素，其负担率为1．71％(250元／(5000元+9600元))。结论是：城镇居民年收入在96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2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而农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名义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的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费用，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 2．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乡村两级组织运转存在困难 税改前，农村的税与费，是中国许多基层乡镇政权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乡统筹、村提留是基层政权运转经费的大头，许多地方乡统筹、村提留数目为农业税、农特税及其附加之和的1―2倍；而税改之后，按政策规定，农民除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和农特税、“两税”附加、村内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外，不再缴纳任何行政事业性收费，且税改后农业税、农特税及两税附加之总和，不得超过1997年农业税、农特税、乡统筹、村提留4项指标的总和并确保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这样，税改之后县、乡、村三级收支缺口陡然加大，乡镇政权和农村基层组织的运转出现困难 江苏省在税改之后，县、乡、村三级收支缺口达40亿以上，在扣除中央核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各级积极采取各种增收减支措施、合并村组、裁减临时人员之后，县、乡、村三级仍有较大的收支缺口，尤其是乡、村两级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压力很大。按照税费改革的要求，取消乡统筹后，原由乡统筹费中开支的乡镇九年制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改由乡镇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修建乡村公路的资金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改革后，村委办公经费、村干部报酬和五保户供养资金支出与农业税附加、特产税附加相比，资金缺口较大。村干部报酬、办公经费、五保户供养的硬缺口以及村级债务问题，将会对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产生不利影响。乡镇财力的大幅减少，对本已超负荷运转的乡镇财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对乡镇基层政权的运转、社会各项事业和乡镇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3．乡村债务化解困难 当前，各地乡、村不良债务负担十分沉重。如仪征市村不良债务负担难以化解，村级债务数额较大，包袱沉重，已上升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截至XX年底，全市村组负债总额为11994万元，其中负债万元以上的村有80个，占到了总数的42％。据四川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表明，到XX年底，全省乡镇共有此类债务238．8亿元，平均每个乡镇470．5万元。村级共有62．7亿元，平均每个村12．2万元。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盘后，这些债务都留在了政府。欠债加利息是刚性的，而彻底解除这些包袱的路子和办法尚不十分明朗。于是，解决问题的逻辑延伸就必然还是离不了农民。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由于举债原因、数目等难以明晰，债务管理混乱，目前，不仅这些不良债务的核实并取得群众认可的难度很大，而且乡、村根本无力去偿还债务。税改之后，乡镇征收的农业税款将直接上缴到市县财政，乡、村两级对如何处理历史债务忧心忡忡，顾虑重重，于是一些乡、村在征税之后，没有及时上缴入库，而是千方百计截留农业税收用于解决遗留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