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来源和象征多样性分析.docVIP

嫁妆来源和象征多样性分析【摘 要】本文以山东南部一个村落的田野资料为基础，表明嫁妆的有无与价值的多少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与女子在接受妻子集团的生活、与两个联姻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息息相关。文章重点展示了嫁妆的来源以及象征的多样性，同时指出，从民俗的角度而言，嫁妆不是女性的财产继承方式，她的继承权始终是和婚姻捆绑在一起的 【关键词】嫁妆；姻亲关系；女性 【作 者】刁统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民俗学博士。济南，2501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XX年”，认为给女儿的赔送可多可少，“日子关键在人过”，“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这实际上恰好证明存在着尽力赠送女儿嫁妆的事实。当有人想在嫁妆上多争取一点的时候，就有了这些俗语的用武之地了。但是，第一，嫁妆不是可有可无的；第二，它的多少也不是随意的，而是对两个联系集团有着重要的影响。嫁妆的有无、多少所决定的一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有无和多少会影响到女儿在接受妻子集团的生活幸福与否，影响她与丈夫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也影响到两个集团的“面子”以及联姻双方的姻亲关系 XX年2月10日，陈李氏：俺小姑子出门子的时候家里穷，轿里掏包袱⑦走的。她对象王祥强生气，一辈子不走丈人家。俺老公公死了，他都不戴孝帽子，来了一站，就走了。他拿着这边给不是人的样。俺一家人经常帮妹妹干活，到黑天半夜才回来，哪暖热他的心来？他三个闺女三个儿子都没好好地培养上学。末了亏得他当干部，勉强给找了临时工。这不说了，一点家里的活都不干，在外边还胡来，气得俺妹妹不得了。上辈不好，下边的老表关系也不好，基本上不来往 对王祥强来说，娶个媳妇却没有带来嫁妆，这肯定让他非常失望。“闺女出嫁满屋空，儿娶媳妇满堂红”，嫁妆显然有助于新郎家庭的建设，但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标志出两个联姻家族的地位。当可观的嫁妆被展示出来以后，围观者的评价会给两个联姻家族带来高度的满足感，给予妻子集团展示了家庭财富，赢得了慷慨的名声，就连“以后儿子说媳妇也好说了”。而男方脸上更是光彩，和这样的亲家联姻，本身就证明了自家的实力。 按照正常的姻亲关系的往来，丈人去世，女婿必定到场，而且态度要非常恭敬，但是作为女婿的王祥强没有做到。他的丈人家对嫁出去的女儿照常给予帮助，可惜并没有缓和因为“轿里掏包袱”而受到影响的姻亲关系，反而连最起码的感激都没有得到。双方的初衷肯定不是想达成此种状态的姻亲关系 此类例子在村里并不是很多，因为男方若对女方的嫁妆表现出过分的热心，也容易影响到自身的威望。但村民对于村里以及临村少数几个“轿里掏包袱”的例子却是记忆犹新，每当我问到赔送少了对女儿有什么影响的时候，虽然他们总是说没有什么影响，但屈指可数的“轿里掏包袱”事件一定会被提到，并且从未被遗漏过 从整个婚姻的缔结过程以及之后的姻亲交往来看，聘礼和嫁妆是亲家之间为了建立长久而和谐的姻亲关系所采取的交换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基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经济交换。这种交换不仅可以缔结婚姻，更重要的是可以促使双方的关系更加和谐、长久且稳固。当嫁妆缺席的时候，这种交换体系就是不完整的，由此所达成的姻亲关系自然也不是圆满的。我们从其他婚姻形态，比如童养媳婚也可以理解这一点 对于童养媳婚和姻亲关系之间的联系，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学术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以费孝通为代表，他认为童养媳制度使姻亲关系松散，影响了亲属结构的正常功能[1](p48)。弗里德曼和武雅士持有与费孝通相似的观点，认为童养媳和女儿身份的部分类化结果，造成姻亲关系的减弱[2](p211)。第二种看法以葛伯纳为代表，他通过对台湾童养媳婚的分析指出这种实践比正常婚姻更能提早结亲，是立即建立姻亲的方法，它似乎可以加强姻亲关系，原因在于建立联系以后双方互有往来⑧ 童养媳的确可以立即建立姻亲关系，但是这种提前建立的姻亲关系和通过普通的聘娶婚形成的关系不同，无法发挥正常的亲属功能，一切联系止于名义，不会再向实际意义前进一步。人们之所以选择这种作为聘娶婚制度的补充形式的婚姻形态，完全是无可奈何的决定。对于男方来说，根本目的是为了在贫穷的情况下⑨获得一个儿媳，是为了实现家族的延续功能，让儿子有一个“家口”。如果家里所有儿子均未婚的话，通常会把童养媳嫁给长子，而不管他们的年龄是否匹配，这是童养媳被称为“小媳妇”的主要原因。对于女方父母来说，在贫困交加时把幼小的女儿送给别人，在减少一些负担的同时可能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 父母没有赔送女儿，把女儿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和卖给了人家几乎没有差别，在地位和声望上已经是低人一等，因此不会主动来看望女儿，同时也丧失了对她的权力，几乎享受不到正常的女儿和女婿的孝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