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一个座谈会与《未定稿》.docVIP

忆一个座谈会与《未定稿》XX年是改革开放30年。在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之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多老学者都谈到我院当年所起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了，翌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定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邓力群和于光远任副院长。1978年2月XX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说得漆黑一团，把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说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图篡改马克思主义，以顺利地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为开好这个会，胡乔木指示说，揭批“四人帮”应该多下功夫，应该讲得深些。他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讲话，要在要害方面多提建议 我于1978年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院写作组副组长，有幸参加这一盛会。座谈会由邓力群主持，除已任副院长的于光远外，还有将任副院长的周扬、许涤新等学术泰斗和知名学者。会议很隆重，发言热烈而深刻，我耳闻目睹，深受教育、鼓舞。事后新华社发了电讯，《人民日报》两次以整版篇幅摘登了多位到会名学者的发言，并发表了评论。在这里，我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我的回忆作些介绍，谈谈我的感受 座谈会：学术名家炮轰林彪、“四人帮” 这次座谈会一开始便宣读了郭沫若的书面讲话，题目是“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郭老说：“开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在理论工作上一定要有勇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有生气和兴旺起来。” 郭老的这一书面讲话，鼓励了到会者大胆发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黎澍指出，“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乃至王、关、戚之流都是用“两个估计”来对待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陈伯达对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说：”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甚至还说：“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门功课，我看可以取消”；“我看历史系一点也没有用，历史系要不要，要考虑。”戚本禹则说：“知识越高可能越不革命。”张春桥说得更露骨：“宁可全国都变成文盲。”1966年，“四人帮”还偷偷摸摸地撤销了我国有名的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样重要的理论研究机构，“文革”一来，陈伯达就指使关锋、戚本禹之流盘踞在这里，煽起打砸抢的歪风，大大损害了学部的名声。这表明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威力深感恐惧，必将这些理论文化机构加以破坏而后快。在哲学研究上很有成绩的中年学者邢贲思也在发言中揭露“四人帮”及其党羽公然禁止科研人员搞业务，致使许多课题的研究因此中断了10多年，造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大搞封建专制主义必然推行愚民政策、蒙蔽主义，扼杀文化教育、学术研究事业。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以“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为题发言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是反对文化，反对知识，提倡愚昧无知，以利于他们篡党夺权。”高等院校的语文教学因此遭到严重摧残，中文系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课都被取消了。这样闹腾的结果是，毕业的学生多数知识缺乏，文理欠通，难于工作；教这些课的教师则被迫改行，有的去打杂或被下放，有的被勒令退休 “四人帮”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制造了种种“罪名”。文学名家冯至以“大、洋、古是罪名吗?”为题说，“四人帮”给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加了不少罪状，有两大条是“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根深蒂固”。他们用这两条罪状把学部的全部工作都否定了。其结果使人不敢碰“古”，因为“古”是“封”；也不敢碰“洋”，因为“洋”是“资”；甚至现状和理论也不敢碰，因为这都会涉及“修”；也不敢写大部头的书，因为“大”也是罪名之一。最后是什么也不能搞。我们要问：“古”要不要研究，“大”是不是有罪？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能用大小来衡量。精辟而深刻的研究，写得短一些，是更受人欢迎的；相反，内容空洞的大书往往被人厌弃。但是写一部以丰富资料为基础、总结本学科成就并有所发展的著作，或一部综合性的、范围比较广泛的多卷本的大书，这种“大”不但没罪而且有功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则沉重地指出，经济学界是陈伯达等下手最早、摧残最狠的领域。1958年，陈伯达、张春桥刮起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共产风”，我们经济所对此强烈地表示异议。于是就触犯了他们，使他们怀恨在心。1964年，“四清”运动中，陈伯达全面否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说我们搞的是修正主义，说我个人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革”的风暴袭来，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更在经济所推行一条“斗、批、散”的方针，要全体工作人员待命分配，准备解散。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经济研究所掀起烧书、卖书的恶浪，搞得人心惶惶，致使这个所瘫痪长达12年之久 “文革”开始后不久，孙冶方就被捕入狱。他在1951年就查出患有肝部疾病，狱中的艰苦生活更使他的身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