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美国因素.doc

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美国因素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对台湾问题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行为者，其对台政策深受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台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二战结束以来，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出于政治和安全考虑，始终无法摆脱“美主日从”的外交模式。日本对台政策正是该模式的具体体现。日本对台政策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而在每次重大调整中，美国因素均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本文将以此为线索，从政治和安全两个层面，简要分析美国因素在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一 二战结束后，美苏结盟为美苏全面冷战所取代。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东亚发生了一系列足以改变亚太战略全局，甚至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人眼里，这正是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蔓延，是苏联阵营的扩张和向自由世界的挑战。为了构筑遏止共产主义扩张的远东防线，“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防波堤的作用”，美国开始扶植日本。与此同时，台湾也被美国纳入了遏制共产主义的亚太战略中。美国认为，如果失去台湾，就会“在以朝鲜和印支半岛为支点，并穿过日本、福摩萨和菲律宾的沿海岛屿上，造成一个严重的缺口”。为此，美国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以军事手段强行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台湾问题由此产生。由于在政治、安全上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和保护，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得不服从美国的亚太战略安排，在对台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一)美国直接授意下《吉田书简》的出笼和《日台和约》的签定 随着美苏对抗的升级，美国改变了战后初期以限制为主的对日占领政策，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日加以扶植。为此，美国加快了对日媾和进程。在对日媾和问题上，英美两国在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当局与会上发生了巨大分歧，最终英美达成了二者均不参加会议，并由日本自由选择媾和对象的“莫里森协定”。1951年9月4日至8日，在美国一手主导下，召开了5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旧金山会议，签定了“旧金山和约”，日本与48个国家和地区结束了战争状态。这标志着日本名义上取得了独立的外交权，但实际上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需按美国旨意行事，在对台政策上更是如此。旧金山会议之后，美国背着英国活动于日台之间，一方面安抚台湾当局，另一方面压日本选择台湾当局为媾和对象 日本吉田政府在选择媾和对象的问题上，最初是比较犹豫的。1951年10月30日，吉田茂在回答国会议员羽仁五郎的质询时说：“日本现被定为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但即使有此权限，关于如何行使此权，亦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吉田茂的这―发言，立即引起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强烈不满，为此，杜勒斯特使于同年12月10日飞往东京做吉田茂的工作，敦促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在会谈中杜勒斯不仅不理睬吉田茂关于通过扩大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对其施加影响的申诉，而且还将一封内容为日本政府愿意同“中华民国”签约的信件交给吉田茂，让他签字，由此产生了《吉田书简》。尽管吉田茂不十分情愿接受美台共同炮制的《吉田书简》的基本内容，但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特别是澄清吉田在国会的发言和使美国国会承认对日媾和条约的需要，最终还是全面接受了由杜勒斯定稿的《吉田书简》。《书简》的主要内容为，“日本政府准备一俟法律允许就与中国“国民政府”――如果它愿意的话一缔结和约，以便按照多边和约中提出的原则，重建两国政府间的正常关系” 1952年1月16日，《吉田书简》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它标志着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终于“选择”了台湾国民党政权。“旧金山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同一天，日本吉田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定了非法的“日台条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与台湾当局依照美国的战略意图，在遏制新中国的目标下开始结成同盟关系 (二)美日军事同盟与“远东条款”的防卫范围 1951年9月8日，美日签定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军事同盟正式建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没有论及日本在军事同盟中的作用，也没有明确规定“远东条款”是否涵盖台湾，但是《条约》本身就是亚太地区冷战格局的产物，为美日介入台湾问题保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为适应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美日两国于1960年1月19日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即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与旧《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相比，其在界定“远东条款”适用范围时，明确将台湾纳入其中。日本首相岸信介于1960年2月26日在众院对“远东范围”作了说明，“远东大体包括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周围地区，韩国和台湾管辖下的地区。”岸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