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多维审视.docVIP

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多维审视现代西方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频发正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未来的风险决定今天的政策选择。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如何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特别是近年来，维稳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同时急速攀升。XX年伊始，中央政府发文要求各地全面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在决策前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社会矛盾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源于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创新机制，如果将其政策目标仅仅锁定在“维稳”的贡献上，未免忽视了该机制内生的重要价值，即立足评估，意在寻求能够让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发展性政策方案，实现稳定与发展的互促共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倒逼”逻辑，以“维稳”为主轴，推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实现经济社会的有序良性发展 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本质就是前置的政策评估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决策重视后期的政策绩效评估，而且主要是基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大多忽视前置的政策评估，尤其是价值、态度和个人偏好等主观因素的评价至今尚未有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从西方国家政策评估的实践来看，政策评估已经从第一代简单的测量取向的评估“升级换代”到第四代，即特别重视政策利害关系人对于政策的反应态度和意见。目前，各地推行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际上就是政策影响评估，主要是对涉及居民重大利益的决策及其建设项目，采取多种形式征求群众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降低不必要的政策执行成本，提前预防可能发生的大量矛盾纠纷 无论是四川遂宁的旧城改造，还是吉林磐石的三轮车政策，实践都证明，增加了风险评估的政府决策过程，高度重视群众的利益和意见，实际上夯实了政策执行的社会基础，其社会意义不仅仅是“零信访”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双丰收。这也将大大消除一些地方官员担心由于风险评估可能降低经济发展效率的疑虑。事实上，由于决策的专业性和政府管理的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风险评估的前置，将很少出现全面否决政府定的决策方案的局面。反之，如果有大量的风险程度较高的决策方案的出现，则意味着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亟待提高。换言之，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并不会因风险评估的出现而搁浅或延误，只会朝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断迈进 从政府过程的角度来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后补的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 虽然意见表达是政府过程的开端，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意见表达”与党主导的“意见综合”是交错进行的。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大部分个体意见表达的意愿不强，意见表达的能力不高；另一方面，大量的个体的意见表达是在“集体”中进行，突出地表现为“表达”中有“综合”，“要求”中有“支持”。这种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意见表达和综合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群众意见的“误读”。长期以来，习惯成自然，地方政府过程环节竟直接从内部起草决策方案开始，群众的利益和意见“被官员代表”。直到地方政府被大量的“信访”和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出现包围时，地方官员才开始意识到过度强调发展速度和决策效率，忽视群众意见表达，只会人为地给自己平添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阻碍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设置，是在政府政策方案形成之后，具体执行之前，补充性地增加群众的意见表达，并由决策部门主导各方面的意见综合阶段。尽管风险评估机制是后补性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但是总比之前完全忽略群众自我利益表达要好一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全面推行，尝到“甜头”的地方官员也将主动理顺这种错置的意见表达和综合，将后补变为前置，切实有效地降低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等级，真正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推动当地社会全面发展 从政府发展的历程来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利于促进产出式民主，构建责任政府 在以往的一些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忽视在公民广泛参与情况下制定出某些公共政策，由于缺乏百姓的认可，往往事与愿违，要么“好政策”被束之高阁无法推行，要么政策推行起来困难重重，执行成本大大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就是要将这种传统的“替民做主”的政府独断的决策方式，转换为“与民做主”的政民协作式决策方式，全面构建责任政府 一方面，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实际上是在民众和政府部门之间搭建了一座民心桥。政府部门通过政策评估将群众的政治参与吸引到具体的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和结果上，避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化以及被外在力量左右的可能性，同时在评估的过程中培养了当地居民参与地方管理的能力和积极性，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强调属地管理和决策责任，有利于构建责任政府。在评估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