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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影响【摘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有失偏颇，然而，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本文在分析中华大地地理特征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地理环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 【作 者】许 彬，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7300XX年以前的清朝疆域来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学术界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疆域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是因为上述三种观点都各有利弊。“上溯法”虽然照顾了当代政治的现实，但是以今套古，难免有削足适履的弊端，而且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说，这也是不足取的；“下叙法”，从“中国”的历史演变出发，把“中国”等同于中原王朝，不仅难免有大汉族主义的嫌疑(因为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最多、统治的时间最长)，而且必然导致“未纳入中原王朝势力范围的民族就是外国和异族”的历史悖论；“截取法”实质上也是一种“上溯法”，只不过上溯的起始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些，而且在疆域面积上对我国最为有利 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来看，中华先民的生存空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且大体一致的地理范围，而且，这个地理范围并不存在一条人为疆界，而是由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条“自然疆域”。中华大地的东面及东南濒临浩淼无边的大海大洋，北方和东北绵延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荒原草地和原始森林，西边和西北是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相间隔，西南则有气势绝伦的喜马拉雅山脉，呈新月形环绕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侧，成为中华大地与南亚次大陆的天然分界。可见，虽然中华大地与东南亚诸国和朝鲜等国相接之处较为畅通，但就其整个地理环境而言，基本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自然疆域”。这条自然疆域同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18XX年清朝《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认、并得到沙俄与西欧列强承认的疆域基本吻合 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华民族栖息之地的大致描述最早见于《尚书“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种早期华夏族的“四至”观，已相当明确地概括出我国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特征。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指出：“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3]中华大地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为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共同的心理认同和地域基础 一方面，基于对中华大地半封闭性特征的朴素认识，中华各族先民形成和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大一统思想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萌发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随着秦汉的初步统一得到正式确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4]中华大一统思想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强调“中华一体”、“华夷一统”，它作为中华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华大一统思想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延续至今而且历久弥坚，成为中华各族不断走向统一、融为一体的心理文化基础。历代封建帝王，无论是汉族帝王君临天下，还是其他民族首领入主中原，无不将“一统天下”视为己任；官僚士大夫阶层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各族人民无不在分裂中盼望统一、在乱世煎熬中祈求天下太平。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族儿女更是同仇敌忾，为捍卫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作出了巨大牺牲。 另一方面，在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整个古代时期，中华各族先民都很难同“自然疆域”之外的民族开展大规模的交流，他们的联系和交往基本上是在中华大地内部展开，从而使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走向了一条独立发展、自我调节的道路。两千多年来，在中华大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中华各族人民以己所有易己所无，相互依存，彼此促进。虽然关系或亲或疏，时战时和，有分有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分庭抗礼、兵戎相向，还是“和亲”通好、会盟互市，都是发生在中华大地这个共同地域里。在这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经过数千年的“搅拌运动”[5]，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在这个共同的生存空间里，“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P3-4) 二、辽阔的疆域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