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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壮族乡约体制起源和特色[摘要]本文以龙脊壮族聚居区为个案研讨壮族乡约制度的起源及其民族特色。壮族乡约制度既是壮汉民族法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壮族民族习惯法发展的产物。与汉族地区相比，龙脊壮族乡约制度在本质、组织形式以及具体内容上都具有浓重的壮民族特色 [关键词]乡约制度；壮族；龙脊 [作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XX年曾经对之进行过考察，试图运用人类学功能分析的方法对壮族乡约制度的功能进行探讨。然而，由于前文主要侧重于其制度功能的探讨，因而对其起源及民族特色未过多论述。兹以此文试补充之，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何谓“壮族乡约制度”? 乡约者，即乡土间的约束、规范也。古语有言：“国有法、乡有约”，一语可窥乡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追根溯源，最早出现的乡约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创立的《蓝田吕氏乡约》，含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项目，欲树共同礼俗、行社会互助，乃是一种教化的手段。故虽中亦有“罚式”一项，然其制裁办法亦不过书籍、罚钱、出约三种。南宋朱熹以制裁有失教化，删之。延至明清，朱元璋的“圣训六谕”、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以及康熙帝玄烨的“十六条圣训”，皆为乡约条款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蓝本。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甚至颁布了长达一万字的“圣训广训”。到雍正七年(1729)还下令扩充乡约人员的编制，终使这一宋创的制度得到广泛推行。本文所言的壮族乡约制度，指的是受到上述乡约制度影响的调节壮族区域社会运行的民间成文法，系XX年代社会历史调查时在龙胜龙脊壮族聚居区发现，并最终定名为“乡约”。龙脊，最初仅指山的名称，后来渐渐演化为龙脊山脉附近村寨的统称，故有“龙脊十三寨，寨寨十三家”的俗语流传。在社会历史调查时，龙脊壮族乡约制度虽然不再发挥很大的效力，但因其依赖的社会组织――寨老制仍然存在，因此记录、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成为今日笔者进行研究的基本依据 二、龙脊壮族乡约制度起源的初步推考 在清代中后期至XX年代中期，乡约制度在龙脊壮族聚居区长期存在，并曾经一度成为该区域内唯一有效可行的社会规范。对其起源，朱杰军认为它是壮族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并且带有较多的原始民族色彩。由于它与土司统治所采用的陋规有别，故朱氏称之为“传统乡约”。笔者个人认为，在“乡约”前加”传统”二字没有必要。不过，我更为关心的问题是：这种形式真的是壮族历史上早就存在么? 窃以为不能如此妄下结论。若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私有制的出现使原有的调节手段部分地失去效用。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生存，就需要有一个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公共权力出现，以便管理社会，使社会处于有组织的稳定状态。为了有效地组织社会，就必须有一套规则出现，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思所说，“任何一个群体要能生存，必须具有一套能使它延续的规定”。以此察之，龙脊壮族乡约制度就是这样一种能调节社会内部矛盾的一种规定，而且它本身也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壮族历史上的传统习惯法与乡约制度混为一谈，毕竟乡约制度从制度本身来说深受汉族乡约制度的影响，因此它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若要笔者具体回答龙脊壮族乡约制度起源于何时，因相关史料的匮乏，目前尚难确切回答，但却可依据已有史料做出一些初步推考 根据龙脊廖家寨历代寨老相传的《廖姓宗支部》，笔者发现龙脊廖姓壮族的先祖廖公承是在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购买龙脊山附近土地的。另据龙脊金竹寨的廖国和廖家寨的廖仕贵两位老人调查写成的《溶江蕉林、新寨及龙脊廖家宗族简史》、《龙脊廖姓祖先迁移定居及发展情况》，龙脊廖姓始祖廖登仁是中年时因为“发生特大火灾”才“被迫离开乡土”的，而廖登仁系廖公承的第九代孙。考虑到口传资料极有可能出现纰漏，因此我们即使保守的说，龙脊壮族聚居区至少在明代中期尚未形成，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乡约制度的存在了。由明至清，在乾隆六年(1740)吴金银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在原有桑江巡检司的基础上先是设立龙胜理苗分府，后来又成立了“龙胜厅”，委“理苗通判”治县建署。在此之前，管辖龙脊壮族聚居区的义宁县政府并没有采取很具体的统治措施，对完粮、纳税、征兵等事也一律放任，各种事务主要由寨老头人们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这一地区正常运行的制度规范似应是壮族传统习惯法。当然，传统习惯法应该已经包含了诸多惩戒性的条款，只不过没有名之以“乡约”罢了，因此这时似乎还没有形成较完备的乡约制度 根据XX年代社会历史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最早的具备乡约性质的文本是道光二年(1822)的《龙脊永禁盗贼碑》。该碑碑文记载：龙脊壮族民众自发捕获了当地潘学光、潘金仁等5名贼头，并顺藤摸瓜抓住了侯仁飞、潘弟桂、潘老四等16名惯偷，甚至还揪出了中陋(即今中六)的梁细狗、潘屋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