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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执政意识和执政资源开发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度未能处理好“革命(党)角色”与“执政(党)地位”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党执政意识的滞后与缺失,使党面临着新的执政资源的开发困难重重、原有的执政资源又被过度消耗的状况。当前,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有效的执政资源开发,必须转变执政理念,树立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 关键词:执政意识;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6月,毛泽东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方针。全党全国人民上下齐心,只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就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标志着党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对执政条件下党的自身建设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针对执政后党内可能出现官僚主义的新问题,强调加强对各级党员干部的监督的重要性。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要求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受理、审查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规范党的执政行为,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强调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应由政府讨论决定并颁布实施,不应再以党组织的名义向人民发布行政性质的决定、决议或通知。1951年9月,董必武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上更明确指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它并不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发号施令。党对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当理解为经过它,把它强化起来,使它能发挥其政权的作用。强化政权机关工作,一方面是党支持政权机关,另一方面是政权机关在受了党的支持之后就会更好地实现党的政策。”[3]这就说明,我们党当时已经开始注意区分党和政府的职能,并且着手在实践中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遗憾的是,由于长期革命思维的惯性作用,我们党的执政意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仍是十分薄弱的。正如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所指出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党在地位转变之后,角色转变并没有及时跟进,以至长期继续充当和扮演革命党的角色。而且,地位的转变主要是在客观上实现了,而在主观上,人们对执政地位的认识并没有到位。尽管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在这些方面也时有探索,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多有曲折和反复,未见多大成效,从而使革命党角色与执政党地位的矛盾冲突长期困扰着我们。”[4] 二、执政意识滞后对执政资源开发的制约 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缺乏,必然要制约党对执政资源的开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兴资源的开发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开发上。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面临着如何领导国家和人民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这样一个全新的课题。囿于在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党的各级领导仍习惯于走对敌斗争时期群众运动的熟路,导致党对新兴资源的开发困难重重。就经济资源而言,新中国成立时的经济基础无疑是薄弱的。尽管建国后三年的经济恢复为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因此而发生质的变化,这就要求党集中精力加快执政的经济资源的开发,而我们党当时在这方面的意识显然很不到位。随着党内“左”的思想发展,开发经济资源的正常进程屡受冲击。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政治上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开始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反冒进”的主张不断受到批评和责难,甚至上升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冒进”是发动群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其主要标志是脱离实际、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而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掀起了批判所谓“唯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