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影响经济发展软因素.docVIP

试论影响经济发展软因素[摘　要]二战之后，世界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伴随着经济增长，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无形”的“软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文章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软因素”进行了梳理，具体分析了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等“无形”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制度；文化 [作者简介]韩恒，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河南　郑州　450001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XX年龄-性别构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在内的工时数、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资本存量的大小。另外三类属于全部要素生产率范畴：资源配置、规模的节约、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中的应用。后来丹尼森利用自己设计的增长因素分析法对美、英、法等9个国家的真实国民收入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把应该计算的因素都计算后，经济增长率中仍有“余值”或“剩余”存在[1](PXX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诺思通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分析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即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诺思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增长[1](PXX年，诺思和戴维斯一起发表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在书中诺思用制度变迁解释了美国的经济增长。1973年诺思和托马斯一起 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在书中诺思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欧洲经济史进行了解释，把产权制度的形成看作经济绩效的关键。两本书都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1990年诺思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在书中他力求发展出一种制度变迁的理论，对许多概念进行了明晰界定，此书可以看作是诺思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系统总结。诺思还用该书总结出的分析框架对荷兰、英国与西班牙之间显著的发展差距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荷兰和英国，进化而来的政体演化出的产权结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石。而在西班牙，其政体却引发了长期的停滞[5](P14-18) 总之，新制度学派论证的基本思路是：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减少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文化的影响 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述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是马克斯“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6](P35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职业成功意识、节俭致富倾向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正是这一宗教伦理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的经济发展。韦伯认为东方所以没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应在宗教领域中寻找，……发展资本主义只是受阻于他们巩固的传统”[7](P76-77)。韦伯比较了儒教与清教，认为清教伦理打碎了亲族的桎梏，建立了非人格化的道德，而儒教伦理中心是讲人伦，其道德是对具体人而言的，儒教人格化的道德阻碍了非人格化的工作关系和大企业的建立[7](P76-77)。韦伯认为宗教中的这些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7](P76-77) 然而事实的发展总会出人意料。XX年代到80年代，以东亚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出现了经济的繁荣，东亚的崛起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早解释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贡献的是赫尔曼“大过渡理论”的创始人认为东亚社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这些“现代儒家伦理”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之处是它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对现代化和现代企业组织都大有裨益，这种“新儒教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适合经济增长[8](P211-212)。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伯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没有读过儒家经典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进取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等，是一种世俗的儒教，或称为“后儒家伦理”，这种伦理对东亚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东亚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8](P220-221)。基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李光耀还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主张，这种价值观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这一价值观体现了以儒家文明为主题的价值观[9](P2,8) 福山从信任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福山把文化分为高信任的文化和低信任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