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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新我国汽车工业五十年陈祖涛，1928年生于湖北汉阳。原西路军将领陈昌浩之子。1939年赴苏，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同年9月任中国一汽驻苏代表。1955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一汽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工艺处副处长、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处长兼总工程师。1964年参加二汽建设，为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先后担任二汽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1981年参加筹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历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曾任国家科委专职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际东方科学院院士，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投身一汽创建 1951年2月，急于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陈祖涛，在阔别祖国12年之后，从莫斯科飞回了北京。这年夏天他同周恩来总理的一次面谈，确定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记者：这次面谈主要谈了什么？ 陈祖涛：周总理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要参加新中国建设，总理很高兴。当他得知我的主攻方向是汽车，而且曾在苏联的汽车厂实习时，说：“那好极了，你就再回苏联去，苏联援建我们一百多个项目，其中有汽车项目，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谈判。你大学刚毕业，顺便再到苏联的汽车厂去实习。”就这样，我成了一汽的第一名职工，这年9月又来到莫斯科，代表一汽参加谈判 记 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苏联援建一汽的情况？ 陈祖涛：新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的。1949年12月，毛主席访苏期间，与斯大林就苏联援建中国一批重点工业项目进行了会谈，其中就有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这就是一汽。苏方表示，苏联将按照斯大林汽车厂的规模援建中国，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中央经过谨慎选择，将厂址设在东北长春孟家屯 记者：看来苏联为一汽建设出了不少力 陈祖涛：是啊。从当时的情况看，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没有什么附带条件，完全是无偿援助，有时甚至不惜代价，我们每个人都真切感受到了老大哥的真诚与无私。而且，为保证投产后的生产和管理，斯大林汽车厂还主动建议中国派实习生到他们那里实习 记者：当时中国实习生的情况怎样？ 陈祖涛：一汽筹备组派出由厂长郭力、所有职能部门的处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直到普通调整工组成的518人的庞大的实习生队伍。在一汽全面投产之前的几年里，他们陆续来到苏联。苏联对中国实习生很重视，除安排到车间跟着工程师和老工人学习外，还根据专业安排专家一对一讲课。我们后来的江泽民总书记也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当时他是动力处处长，带他实习的是动力专家基列夫。他很负责又有高度事业心，对江泽民既和蔼又认真，手把手地教。后来他作为援华专家又来到一汽，和江泽民共同工作了几年，为一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到了90年代，江总书记交代我请基列夫来中国参观，并让我和夫人等人陪他在中国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江总书记还以个人名义送给他一套高级音响 记者：您当时也参加了实习？ 陈祖涛：我在全苏汽车工业设计院和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这次实习具体落实了我在汽车工业的主要工作方向――成套设计和建设汽车工厂。而且，苏方为一汽进行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所有这些过程我都有幸参加了 记者：这是很多汽车工程设计人员都梦寐以求的机遇 陈祖涛：的确如此。从作为一汽的第一名代表到苏联参加谈判，到以一汽实习生的名义参加实习，再到全面参加大型现代化汽车厂的全部设计过程，这些都是机遇。一个人一生有很多机遇，关键看你能否把握住。有的机遇是靠个人努力来把握的，有的机遇则不是靠个人，而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连。我很清楚，是祖国给了我这些机遇，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没有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机遇？ 记者：您在一汽工作期间，也参与了1958年“红旗”轿车的研制过程？ 陈祖涛：对。当时我们还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水平，所以只能采取仿制的办法。我们以一辆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参照，根据民族特色重新设计外观。同时把样车全部拆解开，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大家的热情很高，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都是抢着签。8月1日，“红旗”诞生了。9月28日，第一辆“红旗”车装配调整完毕，就连夜送到北京报喜去了。上级要求一汽批量制造，建国10周年前送到北京，让中央领导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轿车。为此，一汽组织了323个攻关突击队，加班加点生产。1959年建国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检阅车参加了检阅，六辆“红旗”轿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轰动。从此，“红旗”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记者：当时“红旗”轿车的质量怎么样？ 陈祖涛：那时中国轿车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