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视角下的“摆”初探.docVIP

宗教社会学视角下的“摆”初探 　　一、作者简介 　　田汝康（1916-2006），1916 年出生于昆明的一个大家族，家学深厚，自小受到了良好的中英文学术熏陶。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教育心理学。两年后，因“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课内迁，田汝康随难民潮辗转回到了昆明，复学回到了内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田汝康选修了“劳工题”和“社会学”，这两门课对其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学教学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由这门课开始，田汝康不仅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也与费孝通结成了终身的师生关系。1939年，当时还是大学三年级在校学生的田汝康便受费孝通之招，参加了在吴文藻和费孝通倡议下由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燕京大学合作创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工作。当1940年田汝康自西南联大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义无反顾地转投费孝通门下，留在“魁阁”担任助理研究员。自此至1945年为止，在“魁阁”工作的五年期间，作为“魁阁”重要成员之一的田汝康，参加了由吴文藻和费孝通主持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调查工作。 　　《芒市边民的摆》是田汝康先生在1940年底至1942年5月，先后在“云南省西部陇县附近的一块盆地上―芒市”做调查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的“摆”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是与当地“摆夷”的整体生活密切相关，在“一个小小的宗教仪式中，竟容纳了整个摆夷文化的全面影，甚而还启示我们对现时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一种新的看法”。于是就选择了“摆”作为其研究的主题，通过参与观察，与当地人同吃同住，深入地无结构访谈，收集大量的一手调研材料，经过材料的整理梳理，对比研究、分析总结，1941年，形成了田汝康先生的处女作―《摆夷的摆》一书，后有重庆出版社改名为《芒市边民的摆》出版。 　　1945年，田汝康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1950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教授，1952年任教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田汝康晚年还曾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工作，于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正是他当年的恩师费孝通。他也参加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重建筹备工作。 　　二.学科界定 　　在本书的总序中强调了“民国万象”丛刊目的主旨是“要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社会学的基础”，把《芒市边民的摆》列在其中，故是把它看作为民国社会学的调查名篇。在费孝通先生撰写的序中写道“汝康在这本书中就把人类学中经了几十年所获得的方法和概念，用具体的例子，介绍给了我们国人”；从中看出，费孝通先生把此书划分为人类学学科。厘清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区别，要把二者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其起源、发展、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做深入分析，这不是此文章的重点所在。但是笔者认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固然有很多区别，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但是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学术关系。所以，关于本书的学科界定，本文认为它既有社会学的特点，又符合人类学的风格，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三、写作背景 　　《芒市边民的摆》成书与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学之中国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者开始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其中孙本文先生在1931年《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明确使用了“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社会学”概念， 并大力呼吁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由于孙本文是当时全国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负责人， 加之这篇演讲在中国社会学社1931 年的年会上发表的， 因此， 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主流态度。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这对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王铭铭即对费孝通与田汝康师生的学术成就评论指出： “他（ 田汝康） 的这项研究不仅拓展了费孝通在禄村的研究中提出的‘消暇经济’概念的文化视野，而且……为我们指出了‘边民’异文化的研究能为汉人本文化研究开拓的跨文化对话空间。” 　　四、本书的特点 　　（一） 研究对象 　　田汝康先生的这本书将云南芒市的一种宗教仪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费孝通先生评价说“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在其实在研究中，田汝康先生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参与观察了大摆，公摆（包括合摆、干躲摆、挺塘摆、黄金单摆、冷细摆五种），还有其他有关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如汉辛弄、烧白柴、泼水、祭社）。在书中的前三章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并对以上宗教仪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包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