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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想象与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内容摘要：中国形象一直存在于西方文学之中，直接或间接反映著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但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固定，一直摇摆与光明和地狱，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之间。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的矛盾形象，出现在历史时期不同的诸多文本之中，这些文本多基于作者的臆断而来，缺少对中国真相的刻画，但却真实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想象。 　　关键词：文化想象 中国形象 抗战 　　文学形象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体，反映着主体的思想观念。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由个体或集体通过言语、文本构筑的，这种以思想形态存在的形象通过虚构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置换，直接影响了我对他者的认知。此外，形象总是和特定的语境相关。特定的文化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在形成了特定的表述方式，又形成了表述中的某些固定套话，再次造成了他者形象的固化。套话是集体知识的最小承载单位，是对某一文化的概括和缩影，在促进信息交流的同时，也造成了认识的偏差。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套话却是理解异质文明的常见渠道，这些套话多是文化想象的产物。 　　在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之前，中国形象就以游记或传说的方式出现在西方文学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套话，并影响了西方对东方的认知。这种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的故事，形成了关于东方的“丝人国”的逸闻，虽然资料太过缥缈，可信度不高，但却是西方出现最早的关于东方形象的套话。随着蒙元时代的到来，中西的交流逐渐通畅，经济和文化的持续交流成为可能，传教士和商人源源不断前往中国，有文献可查的欧洲人有数百人之多，马可.波罗只是当时最为知名的一个。 　　陆地草原的和平带来了亚欧一体化，中国形象得以传入西方。传教士、商人的书信和回忆录是承载中国形象的最好载体。西方通过《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曼德维尔游记》、《克拉维约东使记》、《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等著作了解中国，或多或少验证了长期以来流传于西方的关于东方的种种传说。局限于时代和作者构成的原因，关于中国形象的文本的存在形式较为复杂，多以游记、书信、语录体为载体面向大众。这些文本常将记实和虚构混为一体，也让中国形象更加真假难辨。在文化想象的影响下，模糊的中国形象在光明和地狱，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之间游移不定，直接或间接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这类认知不乏误解，既误导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也形成了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一般来说，中国形象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前现代时期 　　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形象始于马可.波罗时代，此时西方多以游记了解中国，关注焦点是中国的财富。此时西欧正处于中世纪的末期，封闭的社会、落后的生活方式激发他们扩张的胃口，航海技术的低劣又妨碍他们以海洋为跳板来探索世界。蒙元世纪的短暂和平促进了中西方贸易的往来，世界市场的雏形得以开始出现，当器物的流动改变了西方人狭隘的地理观念，基督徒对东方的探险才变得可能。随着旅行者历险区域的扩大，从希腊时期已经有的东方传说催生类似《鄂多立克东游录》这样的著作，并让其内容前所未有的丰富起来。正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指出的“旅行已经揭示了在亚洲东部有一个帝国，其人口、财富、奢侈和城市的伟大均不仅是等于而且是超过了欧洲的规模。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了中国的旅行，而不是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这意味着，基督徒对东方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十字军骑士的前辈。这种超越意义重大，在地域上将东方区域扩大化，不再局限传统东方（耶路撒冷周边）；在观念上，世俗意义超过圣城的精神意义。东方的物产富足、城市繁华、交通便利、疆域广大让基督徒震惊。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这样记载“汗八里城坐落在契丹省的行在，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从上都到大都，大汗宫殿的雄伟壮丽令人震惊，居民总数多的难以想象，各种珍奇稀有的东西从世界各地运到都城来，世界没有哪个城市能与之相比。”天城或天堂是马可.波罗常用来描绘行在kinsay（杭州）富足的典型词汇。 　　香料和黄金催生了基督徒的探险，对世俗享受的追求带来了新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发现。随着了解的深入，基督徒在物产之外发现了东方更有价值的东西――制度。出版于1585年《大中华帝国志》是当时最为畅销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这本由传教士编写中国见闻录，先后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多次出版，极大丰富了西欧人对中国的认知。虽然作者门多萨并未来过中国，但并不妨碍他用想象来描写中国的伟大，这种写作模式在当时并非个案。《大中华帝国志》依然是文化想象的产物，对中国真实的揭示有待后来者完成。但《大中华帝国志》代表着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和马可.波罗不同，门多萨赞美了东方制度的不同寻常，“这个强大的王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的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