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学之争和异代祖国之恋.doc

新旧文学之争和异代祖国之恋1924年9月，正在北京求学，身受“五四”运动洗礼的张军寄来《到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台湾民报》2卷7期上。他指出世界各地“新道德、新思想、新制度的萌芽”，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道德、旧文化与旧制度，“与其要坐而待毙，不若死于改造运动”。 同年11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2卷24期上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方面，他介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日本文坛与中国文坛的革新，呼吁台湾文能借鉴中、日两中文学改革的经验，把台湾“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另一方面针对台湾文坛产击钵吟，指出：“台湾台湾的一班士都恋着垄地的髓髅，情愿做个守暮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他抨击旧诗人：一，不懂得文学；二，拿诗“做沽名钓誉，或拿来作迎膈势利之器具”；三，毒害青年，使之“染成偷懒好名的恶习”。 如此直接又尖锐地抨击文坛，这在台湾文学界还是第一次。 然而，台湾知识在日本占据台湾以后，为保存民族文化，对抗日本同化政策。曾掀起动人的汉学运动。诗社的成立，旧诗的写作曾经在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里起过积极作用。这一历史功劳是抹煞不掉的。 1924年冬，国学传人、台湾旧诗领袖连雅堂，在其主编《台湾诗乘》上为林小眉的《台湾泳诗》作跋，嘲讽文学说：“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至提倡新文学，鼓海外侨胞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之余，丐其一滴沾沾自喜，诚陷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 张我军立即著文予以驳斥。他在1924年12月出版的2卷26号《台湾民报上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指出“这位大诗人地反对新文学而为知道新学是甚么的人”，“而他的言论是独断的，是狂妄，明眼一定不为他所欺。啊，我想不到博不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而无可辩解了。我能不为我们原文学界一哭吗?”为更有力的打击旧文学，张我军半个月年在《台湾民报》3卷2期一发表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在3卷2期上发表了《绝无公仅有的霹钵吟的意义》。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为要“仍根本上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他要“牵出一根安排未妥的笔帚”“站在文学道上妆个清道夫”。他集中力量的抨击钴吟是“诗界的妖魔”，“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非行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破这种恶习惯恶风潮不可。” 1952年1月5日，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刊出“闷葫芦生”攻击新文学的文定：《新文学的商榷》，其中说到“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是普通汉文加添个了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为诸字典所无者，此等不用亦可之文字，徒笑破人口。按学问之尚简易者，在唐时即有元白之老妪都解，记事之尚简易者，则有如宋儒语录。今之中华民国之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加紧论；胡适之之所提倡，则不过藉用商榷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讨论，不似吾台一二青年之乱写。” 翌日，张我军作《揭破闷葫芦》予以反击。张我军指出《新文学的商榷》一文仅只是“一篇谩骂之词”，其作者“对于新文学完全没有懂”。但它表明“幼稚的、熟睡的台湾文学界，也算已有抬头起来讨论新旧文学的人了，这实在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自此，新、旧文学的论战便便愈演愈烈。旧文学一方，有郑军我、蕉麓、赤岭王生、黄衫客和一吟友等人，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等御用报纸三日刊的汉文栏为阵地，谩骂攻击新文学；新文学一方则以张我军、懒云(赖和)、蔡孝乾、前非等人不首，以《台湾民报》为基本阵地，连续著文，逐一批驳旧文学。论争中较有影响的文章有半新半旧生《〈新文学的商榷〉的商榷》，蔡孝乾《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张我军《随感录》，赖和《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及《读台日纸〈新旧文学之比较〉》等。“日纸”是指在台发行产某家日文报纸。 这一场论战的作用与意义是重大的。 首先，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当局支持下台湾旧文坛的汉诗击钵吟活动，加速了旧文学的没落，促进了旧人行列中爱国文人的觉醒。参加战的旧文人黄衫客，若干年后以元圆客名义写出《台湾诗人的毛病》一文，指斥旧诗人的“七大毛病”。连雅堂也指责仰承日本殖民当局鼻息的旧诗人“谄谀权贵”，“卑也鄙也”“有损人格”。旧文人中出现的这一可喜的分化现象是和新旧文学的论争分不开的。 其次，进一步扩大了祖国大陆文学对台湾文坛的影响。旧文人在围攻张我军的同时也攻击了大陆新文学，闷葫芦生就曾以轻蔑口吻说陈独秀是“轻薄无行”。讥笑白话文“如村妇之簪花、簪得全无顺序”。新文学界为要更好借鉴中国新文学经验并回答旧文人的攻击，在论战进行中再次掀起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热潮。《台湾民报》在3卷6期上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