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共产国际和省港大罢工.docVIP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省港大罢工［摘 要］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大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后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关键词］联共（布) 共产国际 省港大罢工 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以其领导之坚强、组织之严密、规模之巨大、时间之长久、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页。囿于资料原因，以往关于省港大罢工的研究，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的关系往往语焉不详。本文利用近年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及其他相关资料，探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的关系，以期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鲍罗廷对罢工的悉心帮助与指导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令联共（布）中央兴奋不已。6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立即派维经斯基去中国，并指示其“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1］但当弄清中国的罢工运动正走向低潮时，联共（布）即下令停止罢工，“保证有组织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据以可能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2］ 逐步结束罢工的具体计划是由维经斯基和加拉罕制订的，“基本的意思是工人继续罢工，不用全国性口号，而用经济性和地方民族性口号。”［3］该计划在上海得到了实行。维经斯基期望，“对广州来说，上海的罢工斗争以经济要求为基础的继续进行，也会缓解局势。”由于英国企业在中国蒙受巨大的损失，“英国帝国主义者也会寻求同工人进行谈判的基础。”［4］ 当时，中共中央驻于上海，与广东区委的联络并非十分便捷，有时甚至只能依靠报纸上的消息来判断广东的形势。因此，广东区委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在广东区委领导罢工的过程中，由联共（布）派往广州，担任广州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 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共产党员在委员会中虽然占少数，但实际上起了领导作用。共产党员李森是罢工委员会的具体负责人，工作开展也比较顺利。但香港一些工会的领袖，在罢工委员会里常常无理取闹，制造摩擦，在群众中散布谣言。邓中夏、陈延年等人遂找鲍罗廷商谈。邓中夏将问题提出后，鲍罗廷经过思考，建议“除了已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之外，再组织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使工人群众明了真相。”这次会见是以后无数次会议的开端。省港罢工期间，“几乎每星期都有二三次这样的会，罢工中的各项策略和重大决定都是在这些会议上做出来的。”这些会议是非正式的，没有记录，没有主席，因而鲜为人知。据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回忆，“省港大罢工的重要决策无一不是同鲍顾问商量过的，多数是他提出来的。”［5］ 鉴于苏联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联共（布）中央指示，在推进中国革命运动的时候，“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俄国在华一般工作人员都应非常谨慎地行事。”［6］因而，鲍罗廷对省港大罢工的指导，并未留下大量记载。随着苏联档案的开放与公布，今天我们才得以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其中，鲍罗廷对结束省港大罢工的贡献尤为值得注意 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奉命回到广州，随即着手推动省港大罢工的解决。据黄平回忆，“鲍罗庭企图解决罢工的最后尝试，是请左派外交部长陈友仁同香港政府交涉。”［7］其实，为结束罢工，鲍罗廷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促成国民政府颁布解决省港罢工的命令。鲍罗廷拟定了一份方案，示意农工商学联合会“以商人、教师、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提出来”，然后围绕这些要求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旨在使其具有严肃性和引起政府的认真对待。这场宣传运动以民众通过中央向政府请愿的方式而告结束。”［8］请愿中的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众现在的迫切要求，另一类是民众希望将来实现的要求。在第一类要求中，“命令外交部立即就结束罢工问题同各有关方面进行谈判”被列为第二项，显示该项“实为其主要目的。”［9］5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省港工人罢工应早解决，著外交部长速与有关系各方面接洽，以助成圆满解决之目的。”［10］ 其次，督促国民党驱逐此前负责中英交涉的国民党右派伍朝枢、傅秉常等人。鲍罗廷认为，“有理由推测，他们已同整个右派集团一起向香港暗示，在广州现时政权执政的情况下，罢工根本不会结束，但当他们右派掌政时，会很容易达成谅解。”［11］6月初，伍朝枢迫于压力，以处理私事为由，请假赴沪［12］。随后，傅秉常被免除广东交涉员和粤海关监督职务。“随着伍朝枢、傅秉常、吴铁城等人的离职和陈友仁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罢工问题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13］。不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