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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和牺盟会与决死队 牺盟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山西组建的抗日群众团体，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则是由牺盟会组织的一支抗日武装，又称“新军”，以区别于阎锡山的旧军队。薄一波为改组牺盟会、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做出了杰出贡献。1943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夸奖薄一波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为抗日救亡，弃前嫌与阎锡山搞统一战线 1931年日本发动“九”事变后，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十几万国民党军队撤出东北，不足两万的日军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我东三省，以后又向关内进攻。1935年华北事变后，山西的阎锡山在晋绥区首当其冲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眼看自己苦心经营XX年的基业不保，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日的态度，以往对日是一味求和，现在则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阎锡山还看到，“一二”运动震撼了全国，也直接影响了山西。红军东征，又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同时，他也看到，蒋介石的军队正威胁着山西，红军东征时，蒋介石曾经派出5个师到山西“增援”，但红军回师陕北后，这5个师仍驻扎在山西不走。他们受蒋介石密令，指使一些人搞独立。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在庐山受训的一些晋绥军高级将领，也设法加以拉拢和收买。阎锡山深感蒋对他的威胁加重了。他曾对梁化之说：“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当时有三种力量摆在阎锡山面前：一是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向他显示了力量并伸出了团结之手的中国共产党；二是要挖他墙脚、挤掉他的国民党蒋介石；三是要蚕食以致消灭他的日本帝国主义。阎锡山清楚地看到，降日、附蒋都会危及他的存在，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于是他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暂时的同盟者，于是，他把眼光投向了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当时，由阎锡山任会长的抗日群众组织牺盟会很需要有一个能人来具体负责，他想在共产党人中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当然，阎锡山并不会将牺盟会全盘赤化，他有他的如意打算，就是一方面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另一方面组织上要戴上阎锡山官办团体的帽子，既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作法，同时又打着阎记的旗号。依他的打算，过来的共产党人是不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身份出现。比如在名称上，先前起的名叫“抗日救国同盟会”，但阎锡山不同意，硬要将“抗日”两个字去掉，改成“牺牲救国同盟会”，他认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不能用，否则会刺激日本人，得罪蒋介石，会惹出祸来 阎锡山决定请共产党人来接办牺盟会，但请谁呢？思来想去，他认为薄一波比较合适。薄一波虽然是个令他头疼的青年人，是曾经被他几次下令通缉的共产党，但他认为目前要用共产党人，就是要用像薄一波这样的真共产党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具有号召力。薄一波曾就读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担任过学校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薄一波遭阎锡山通缉，被迫出走。不久又秘密潜回太原，被再次通缉。后来在北平被捕，羁押于草岚子监狱。当时任山西省主席的赵戴文也想找一个能“挑大梁”的人来主持牺盟会，亦推荐薄一波，正好与阎锡山的想法相吻合。于是阎锡山下决心请薄一波回晋“共谋保晋大业”。他当即拿出一笔钱，亲笔给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写了信，派郭挺一持信和钱到北平赎人 正当郭挺一准备搭救薄一波出狱时，我地下党组织也正设法营救薄一波等人。不久，薄一波与宋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第一批出狱。薄一波一出狱，郭挺一就把他请到酒店，说明阎锡山的意图，婉劝薄回晋共事。薄将此事向中共北方局负责与他联系的徐冰作了汇报，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没有与军阀、政客打交道的经验，很难跟他们搞到一块儿，还是不去山西为好。徐冰立即赴天津向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刘少奇指示：“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有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薄一波接到刘少奇的指示后，向徐冰表示先回山西去，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开展工作，最后再决定是否去。徐冰又赴天津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听后说：“薄一波可以回山西去看一看，但回山西工作的决定不能变更。”于是，薄一波毫不犹豫地将个人意见搁在一旁，义无返顾地登上开往山西的列车 勇挑大梁，接办改组牺盟会 到山西后，薄一波通过各种关系进行考察，广泛接触与阎锡山认识或有联系的同学和朋友，包括在阎锡山机要处的两位负责人，还见了阎的老部下、曾任过旅长的傅存怀，同时还向我党情报系统设在太原的特科负责人等作了深入调查。通过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