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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我国和日本学习西方起点之比较近代中国追求的无外乎两个目标:民族独立和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而这一切的内在基础是思想的现代化,具体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一样,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也经历了从抵制到接受,从照搬到演绎的过程。但相比于邻国日本,近代中国似乎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慢一拍。本文试运用对比的方法,对近代中国和日本学习西方的起点进行比较分析,并试图探究近代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差距的政治体系原因 1842年的南京对中日两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这个新时代远不像新千年那样令人憧憬,相反地,它充满了苦涩和艰辛,以至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打上了反抗、改良和革命的烙印 如果说它是中国苦难的开端,那么对日本来说,就只有震撼和庆幸了。元朝的神风未能扫过日本,却把外族入侵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大和民族的灵魂中。六百年之后的1842年,在日本看来是东亚头等庞然大物的中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打翻在地,这自然引起日本的高度警觉 中日两国的思想现代化就从此时开始,一个伴着苦痛,一个伴着景仰 鸦片战争中,中国就萌发了新思想,这其中林则徐和魏源是当然的代表。早在战争没有打响之前,林则徐就已组织人手翻译外国书报,仿制西洋军舰,还组织编写了《四洲志》。其后的魏源把《四洲志》续写成《海国图志》,还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之后,又有姚滢等人出现。但他们全是旧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从那个口号当中就能看出问题。师夷的目的仅仅在于制夷,假如成功达成目标,那么制夷之后去干什么呢?不用多想,等四方安定,自然又是升平盛世吧!更何况此时的北京朝廷还是一片死寂 此时的日本,虽未开国,但已有所行动。其中的代表就是佐久间象山,他于这一时期向幕府提出了“海防八策”,其中提出了最基本的一些海防建设方案。1853年之后的幕府和明治政府初期都延续了这些政策。1853年黑船来日之后,幕府虽然充当了不幸的历史角色,但依然抓紧向西方学习。许多影响日本至今的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例如日本海军的远航制度 虽然幕府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依然还梦想着“两百年太平”,但其反应速度要比京城朝廷快得多。可就像一切腐朽的东西一样,不论是江户幕府,还是京城朝廷,在新事物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但为何日本最终能从木乃伊的绷带之下挣脱出来,冲出历史的关口呢? 这其中有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日本是一个中世纪的政治活化石,国家由两大组成部分构成――幕府和其他各藩。其中幕府是最大的领主,各藩的统治者即大名要向幕府将军效忠,而且还要到江户参觐交代。形式上幕府是中央政府,各藩是地方政府。但财政、户籍、军事、人事等大权全都掌握在全国260多个藩手中。天皇是幕府的食客,其地位不过相当于几十万石禄米的大名。这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模式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总是处于滑动状态,全国的政治环境无法安定。这种幕藩体制是日本长期政治实践的产物,虽使日本无法达到中国式的统一,但在这特殊的舞台上却发挥了独有的作用 日本虽有锁国令等禁令的束缚,但因为中央集权的软弱,实际上在地方层面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的,甚至可以是开放流动的。思想领域早有兰学的传入,传统儒家经典早在开国之前就与西方文明发生了碰撞。顽固的只是京都和江户的公卿们,他们的抵御列强的终极目标只是待天下太平,回到雄伟舒适的日式城堡中,继续练习茶道,看看《平家物语》。地方并不因中央的守旧而不思进取,自然也不会因中央的顽固而闭目塞听 中国就大不相同了 有着XX年中央集权历史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机构完备、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和一系列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原则。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都在努力思考做着一件事――将地方的权力合理最小化,使地方政府忠实地充当中央的派出机构。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绝对主义国家政治体系。这样的政治体制确实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古代经济的繁荣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营造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总是相对确定的,而且是按照中央全面覆盖地方的原则来确定的 当然,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使地方政府逐渐失去自主性,国家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在专制统治之下也就是皇帝本人的能力和机遇。加之明清以来科举制的蜕变,选来的人才都是饱读儒家经典,只知训诂考据,坚守华夷之辨的“忠勇之士”。于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形成了极大的愚民效用。再者,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由于中央集权的强大而得到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就此被扼杀 清朝皇帝虽勤政,但无奈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