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和东北地下党人员历史审查.docVIP

郭峰和东北地下党人员历史审查1952年6月郭峰从辽西省委书记任上奉调到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同年7月到任。1953年4月，郭峰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在领导东北局组织部工作期间，郭峰参与领导了对东北地下党部分人员的历史审查工作。这项工作既保证了这批干部得到公正、合理的使用，也为后来的东北地方党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审查工作的缘由 东北地区自1923年开始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7年10月成立了东北三省党的统一领导机关，命名为中共满洲省委，省委机关设在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日伪对沈阳统治日益严密，满洲省委领导机关活动困难增大，经向中共中央请示后，省委于1931年底迁至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哈尔滨。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1936年6月以后，我党先后在四大抗日游击区成立了南满省委、东满省委、吉东省委、北满省委和领导城市工作的哈尔滨特委。其中，东满省委和南满省委于1936年6月合组为东南满省委，但习惯上仍称南满省委。后来，随着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形势的变化，东北抗联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建立抗联南北野营，并成立了教导旅，在苏境整训，同时派遣小部队分赴东北战场继续坚持斗争。为适应新的环境和斗争需要，1942年9月抗联教导旅召开中共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也称东北党委会。这个委员会既是抗联教导旅的中共党委员会，同时它又是在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临时最高领导机关。1945年8月，东北抗联部队随苏军进军东北而返回东北战场。11月间，东北党委会派人与中央东北局联系，将原有东北党委员会及全体党员关系交东北局统一管理，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东北党组织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因敌伪统治严酷，加之缺乏斗争经验，所以经常遭到破坏。特别是在各地分散活动的党团员，时有被捕事件发生。在历次破坏案中被捕的党团员，大多数都表现得很坚强，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也有少数人出了问题。由于险恶的斗争环境和分散活动状态，组织上无法也不可能掌握所有情况。在有关当事人中，有的继续从事艰苦斗争，成为各级负责人；但也有一些人因被捕后失掉组织关系，或转移外地，或就地潜伏。当东北抗联部队返回东北战场后，这些人又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被接纳到革命队伍中来。组织上对这批人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他们的历史情况，也就很难公正、合理地使用他们。解放后，东北局组织部很重视这一情况，因此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切实指导工作开展 1953年8月，东北局就干部提升、调动问题进行了总结，指出“在全面地识别干部过程中，如遇干部历史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犯过错误，受过处分，则要鉴别其问题性质、情节轻重、工作中一贯表现如何与是否经过审查，有无结论，结论中有无保留问题”等情况的考查后，合理使用 为了集中进行对东北地下党破坏案的审查工作，东北局组织部和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组成了调查组。此前，一位在东北地下党时期的同志历史情况不清，而他又在中国驻某国大使馆工作，为了查清他的问题，特将他从国外调回到东北局另行安排工作，由此引起东北局的重视，决定对东北地下党历次破坏情况进行一次调查。经东北局组织部研究决定，也让这位同志参加调查组的工作，边工作边接受审查 1952年初，调查组着手工作时，郭峰尚未到东北局组织部，到任后即参与了对此项工作的领导。调查组在搜集有关历史资料时，发现一份满洲省委向中央反映刘少猷在满洲省委一些问题的信，信中说了一些很消极的东西，分量很重。调查组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没弄清情况时便认定刘少猷就是刘少奇，结果引起很大争论。在当时，把刘少猷的一些消极的东西挂在刘少奇头上，是个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引起领导上的重视。于是，郭峰把那个工作人员找来谈话，了解情况。他对那个同志说，对待党的历史上的问题，要采取十分认真、慎重的态度。认定一件事，不能凭自己主观判断为根据，要充分了解事实的真相，实事求是，拿出证据，不能有半点马虎。谈话中，那名工作人员有些不满情绪，但承认情况未弄清。后来经调查组进一步查阅历史资料，并经在满洲省委时期工作的老同志证实，才弄清刘少猷的情况。原来，刘少猷于1929年2月至5月曾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6月被中央调离满洲省委。刘少猷走后，中央派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把刘少猷当成刘少奇，是那位工作人员出于对这段历史的不了解，再加上工作作风粗枝大叶，犯了主观臆断的毛病所致。可后来，“高岗事件”出来，那位工作人员又出来揭发，说什么当年的调查是个大阴谋，是高岗授意张秀山、郭峰干的，是给刘少奇栽赃；“文革”期间，有人又重提此案，当初把刘少猷当成刘少奇的那个工作人员又出来揭发郭峰，污说对东北地下党破坏案的调查是个阴谋。为此，有关方面逼令郭峰写交代材料，并宣布打倒郭峰，为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