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和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决议.docVIP

陆定一和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决议 1986年，党中央着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按惯例，中央通过重要决议，都要事先在党内和党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陆定一作为党在思想工作方面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自然在征求意见之列。作为中顾委常务委员，他还列席了讨论和通过这个文件的十二届六中全会 我是这个文件的起草小组成员之一。据我了解，在整个起草和讨论过程中，从始至终两个问题是争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是：是不是在决议中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一个是：是不是在决议中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前一个问题，即在决议中不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我已经在另外的地方写文章叙说了我所知道的情况，现在专就后一个问题，即在决议中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 从起草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党内党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一些同志对前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不同的意见。有的直接表达了出来，有的表达得含蓄委婉，有的是从语词含义方面提出意见，有的则是从实质方面提出意见。但摆到桌面上来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语词含义不明确，有弊病 我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一、“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语词含义方面确有可推敲之处（比如，为什么对“民主化”的提法可以采取肯定的态度，而对“自由化”的提法则必须采取否定的态度？）；二、但词语构造问题是次要问题，形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三、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这个文件中还是以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有利，不写不利；四、关键是要在文件中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尽可能地写明确，不要写得模糊、泛化，以求不要带来副作用 这些意见在起草小组里议论过，我记得大家的意见也差不多。主持起草的胡耀邦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从最初的提纲到送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各次稿直到最后送中央全会讨论的稿子，都写上了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给了它严格的含义。坊间一些文章书籍说稿子中已经删去或没有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受到批评后才补上去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信口乱说或道听途说 陆定一是不赞成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道我在文件起草小组，他特地把我找到北京医院（他那时一直住在北京医院）。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有毛病的。我们不应该把民主、自由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加以反对，应该对它们作历史的分析。他还说，在他的印象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才发明出来的，他举出196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的文章《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为例，来证明这一点。这篇文章称：“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陆定一认为，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革”中批他才发明的词汇，那末，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沿用这个词汇呢？他让我帮他查查，看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来历 我让也是参加起草小组的郝怀明同志同我一起查。查的结果，情况不是如陆定一所想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批陆定一、批二月提纲，固然大量使用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咒语，但这个提法的历史还要早。我们查到，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刘少奇1959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就用过这个提法。当时中苏争论已经起来，刘少奇不指名地针对苏联的指责，说：“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我们还查到，1960年7月陆定一《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中也说过同样的话：“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的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开花，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共存。”陆反驳了这个说法，声明这个方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阶级政策 这里用的是论辩的语言。人家攻我们的“双百”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说，我们的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一个进攻，一个反驳，但双方都否定“资产阶级自由化”，都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对的东西，这是共同的 陆定一催问我们查找的结果。我和郝怀明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陆定一，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陆定一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说：“我也讲过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啊？”停顿一下，他又说：“我讲过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那也是错的！” 接着，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应当怎么看。他说：民主、自由在资本主义是假的，在我们要使它成为真的。现在还是不敢讲话。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1959年批判彭德怀，抓到他的一篇文章，其中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