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案考验我国起刑点.docVIP

郑筱萸案考验我国起刑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罪被处死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此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大快人心，体现了人民的意志。社会各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认为正部级高官被判处死刑，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可以对贪官污吏起到震慑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死刑未必能对贪官起到威慑作用 关于死刑的作用学术界早就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死刑判决有助于震慑犯罪。可以减少或预防职务性犯罪行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杀死一个贪官，至少可以挽救八名潜在的受贿人，促使他们悬崖勒马，主动向司法机关交代自己的罪行。但也有学者认为，死刑判决不但背离了刑罚的目的，而且有可能导致犯罪增加，那些因为一念之差而走上犯罪道路的贪官面对严刑峻法，很可能会继续铤而走险，直到被司法机关绳之以法。这样的讨论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但至今没有公认的正确答案 与其在死刑问题上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辨。不如在减少犯罪问题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死刑从根本上说不过是惩治犯罪的手段，而要想减少死刑，必须首先减少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关于职务犯罪的规定非常严厉，官员收受贿赂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换句话说，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许多受贿超过10万元的犯罪分子，都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之所以在此前的生效判决中，有多名政府高官被免于死刑．原因就在于司法机关从减少死刑判决出发，对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进行通盘考虑，从中找出自首情节、检举立功表现，减轻了犯罪分子的刑罚。但是，无论从依法办事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效果看，判处郑筱萸死刑既有法律依据，同时又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因为郑筱萸在主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期间，出现了多起假药害人事件，其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与其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高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如果从个案出发，将郑筱萸案件进行过分的解读，或者，试图从中找到贪污受贿官员承担刑事责任的逻辑规律，就会对我国法律体系产生重大误解，因为我国毕竟不是判例法国家，无论此前作出何种判决，都不会影响这一案件的公正裁决 现在人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一个技术专家走上领导岗位后，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郑筱萸案与其他职务犯罪案一样，犯罪行为人都是从接受亲朋好友的馈赠人手，积少成多，最后成为受贿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确定了比较高的起刑点，未达到一定数额的，不构成犯罪。这样的立法模式从表面上看，考虑了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特点，使党政干部在廉洁奉公的同时，保持必要的经济礼仪往来。但是，这种立法模式恰恰使许多党政干部不自觉地滑入犯罪深渊。当他们在接受亲朋好友少量馈赠的时候，心安理得，可在日积月累之中，他们的私欲就会逐渐膨胀，以至于难以区分礼仪往来与违法犯罪之间的界限 所以，解决郑筱萸之类的问题，必须从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人手，尽快降低我国刑法的起刑点，让党政干部随时顾及刑法的存在，不会因为碍于面子或贪图小利而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当党政干部意识到收受财物即构成犯罪的时候，他们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到那个时候，死刑制度虽然还会存在，但适用的可能性就大为减低了 面对郑筱萸案，需要反思的不是死刑制度。如果为了防止死刑判决越来越多，不断提高起刑点，那么，刑法的教育、预防、惩罚功能就会逐渐消失，死刑判决就难以对贪官污吏起到震慑的作用。事实上，考察我国近年来贪污受贿职务犯罪的量刑记录，人们不难发现党政干部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这一方面说明犯罪分子越来越丧心病狂，另一方面也说明死刑的震慑作用越来越小。只有改变立法观念，将哪怕是细小的贪污受贿行为都认作是犯罪行为，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那么，党政干部就不会为了贪图小利而大肆聚敛钱财，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从表面上看，降低刑法起刑点，似乎会让更多的犯罪嫌疑人承担刑事责任，但从本质上说，由于清除了犯罪与违法间的界限，让刑罚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许多党政干部就会自觉奉公守法，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葬送自己的前程。今后可以考虑修改刑法规定，将一些所谓的吃喝“小节”也纳入到刑法中。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纠正当前党政机关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不正之风，才能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用在为人民服务上面 刑法是国家的利器，与其利用党纪政纪处分养痈遗患，不如适用刑法斩草除根。今后凡是涉及贪污受贿，经司法机关判决，一律承担刑事责任。这样，中国的政治会更清明，贪官污吏也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