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君子实际有七位.docVIP

戊戌变法君子实际有七位陈明远，生于XX年代。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人文学者，诗人，长期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 个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必须通过与他相关的群体相辅相成、群策群力方可实现。现代文化史上就有这样十二个群体，他们不可忽视 大家都知道“戊戌六君子”是指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的维新派六个主要参与者：杨深秀(1849―1898)、杨锐(1857―1898)、刘光第(1859―1898)、谭嗣同(1865―1898)、林旭(1875―1898)、康广仁(1867―1898)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同时立即逮捕维新派骨干。9月28日，这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被斩首示众 “戊戌六君子”的说法，最初见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作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冬之交。那时康梁逃亡到日本，急于宣传维新思想，表彰牺牲的英烈，并为戊戌变法辩护。但因远在海外，北京方面的消息堵塞，关于六君子的生死状况只能取之于传闻，加上梁启超自己的感想和推测，颇有想当然之词。此书关于“戊戌六君子”的论述共分六篇，包括《康广仁传》、《杨深秀传》、《杨锐传》、《林旭传》、《刘光第传》以及《谭嗣同传》。其后百年间，文史学者大多依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加以核实，对于真相的缺漏和误传，有所订正。例如：谭嗣同的绝命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经后来学术界考证，认为就是梁启超杜撰或改写的，等等， “六君子”之中，杨深秀(时年四十九岁)为御史二品官衔；杨锐(时年四十一岁)、刘光第(时年三十九岁)、谭嗣同(时年三十三岁)、林旭(时年二十三岁)为军机四卿，皆四品官衔，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际上行使宰相职权。只有康广仁为一介布衣，作为其胞兄康有为的替罪羊，屈死于刀下 谭嗣同慷慨就义，万世景仰。而近来文史界较为重视的六君子之一，是维新派骨干杨锐，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曾入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杨锐经常写信向张之洞汇报朝中动态。杨锐虽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杨锐代表了张之洞稳健缓进的观点，经常指出康有为言过其实“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的激进作风“稍加裁抑”。他不幸被捕后，远在湖北的张之洞设法营救晚了一步，他终于被害。令人扼腕痛惜。大学者陈寅恪曾著长文《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推崇杨锐，而对康有为的虚夸浮躁不以为然 罕为人知的是，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六个人，而是七个人，那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深受光绪帝重用的徐致靖，戊戌变法时升任礼部右侍郎，官至二品 原为侍读学士的徐致靖(1826―1918)，时年七十二岁，江苏宜兴人，曾上《人才保荐折》保荐少壮派谭嗣同、张元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徐致靖也被捕入狱。起初慈禧亲笔批文“立即斩决”的第一名重犯就是二品官员徐致靖 重臣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是同科进士，私交很深。李鸿章想尽办法要救徐致靖一命，求“后党”的红人荣禄向慈禧说情。不料慈禧大怒，责怪荣禄为“帝党”开脱罪责。荣禄跪地，申诉说徐致靖仅仅是个昏庸不堪的老糊涂、书呆子，年迈耳聋眼花。并不懂什么新政，只不过在维新派里唱唱昆曲、下下围棋、混混玩乐而已，且在宣布维新后，没有见过光绪帝。慈禧即派太监查询。据说李鸿章重金买通荣禄与太监，查询后回报“属实”。于是慈禧稍有转色，加之荣禄是她最宠信的奴才，就此改判徐致靖为“监斩候”(即死缓) 徐致靖大难不死，原定砍头的“七死囚”就变为六人。徐致靖出狱回江南后，一直隐居杭州，改名“徐仅叟”，意为“六君子”被害后仅存的老叟。其沉哀凄绝，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