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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酷吏横生的原因浅析[摘要]“酷吏”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著的《史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揭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序幕。然而，另一方面汉武帝又大力提拔酷吏，《史记12位酷吏，其中有10位是汉武帝时期的，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儒家德主刑辅、哀敬折狱思想指导下，为何还会酷吏横生呢?本文试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酷吏；汉武帝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XX年时为盗贼。这些人治郡，往往以当地的“豪杰”为爪牙，对百姓为非作夕。这就如今天的无良保安或“钓鱼执法”者，任人不善，成为害群之马 “酷吏”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著的《史记“酷”字从酒，原解释为“酒味浓烈”，它与法律产生联系较早，见于《荀子“其使民也酷烈。”如今人们在谈到酷吏时都会带有贬义的色彩，如《辞源》对“酷吏”的解释：“以严刑峻法残掠百姓的官吏。”《辞海》对“酷吏”的解释：“指滥用刑罚、残害人民的官吏。” 一些学者对《史记》进行了研究，认为《史记》中的“酷吏”的“酷”包含三重意义，即“武健严酷”、“刻深少恩”、“残酷”。《酷吏列传》：“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循，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这里所谓的“武健严酷”是褒义的，同时用“酷烈”、“惨酷”二词作为赞语来说明“这些人虽残酷，斯称其位矣”。“刻深少恩”即苛刻、不厚道、冷酷，是酷吏的本质特征，这些词在《史记》记录法家人物的本传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如在描述韩非时，形容“其极惨礅少恩”；商君，“其天资刻薄也”；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等等之类，我们可以发现具有法家思想的酷吏与法家代表人物都“刻深少恩”。同时，《史记》中所描述的韩非并没有杀人劣迹，这也就证明了“刻深少恩”是法家思想的特征，史记》针对他们所持的学说即他们的职业性特征来评价他们，而并不是表现为酷吏的阴暗人格。虽然《史记》认为酷吏“残酷”，但从《酷吏列传》中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酷吏都会滥杀无辜，他们惩杀地方豪强贪官的行为起到了威慑作用，当然也有个别枉法徇私、滥杀无辜的酷吏，如王温舒、周阳由、江充等，但这只是个别人的表现，并不是酷吏的共同特征 从以上所描述的“酷”的三层含义我们可以看出，酷吏的本质特征是“冷酷”，并非“残酷”。他们不是“用严酷峻法残虐老百姓”者。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的义纵、赵禹、尹齐等都能“行法不避贵戚”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酷吏对汉代的法律比较熟悉，而且有些酷吏还参与了汉代法令的修订和编纂工作。如张汤、赵禹等，是汉武帝时期立法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者，而且酷吏对法律的掌握程度，更可以从他们在执法活动中的“不俗”表现得到证明。比较典型者如严延年“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诸如此类的事例比比皆是。这里旨在说明，汉代的酷吏是懂得甚至非常熟悉当时的法令的，但是知晓法律是一回事，严格依法办事又是另…回事，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不能混淆 汉武帝一方面采用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揭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序幕。然而，另一方面武帝又大力提拔酷吏，《史记，酷吏列传》中描写了西汉时期的13位酷吏，其中有10位是汉武帝时期的。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儒家德主刑辅，哀敬折狱思想指导T真为何还会酷吏横生呢? 酷吏之所以“酷”，主要在于个人原因。酷吏们大都出身贫贱，往往都是缺乏起码的儒家思想的人，例如酷吏义纵“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酷吏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为廷吏。”其中张汤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张汤小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仔细分析这则材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细节并不仅仅是一出精彩的戏剧，由此还能感受到张汤所受的教育是“刀笔吏”的教育，掌握的是断案的“技术”。他并不熟悉儒家经典，不能够理解那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他的“能力”来自于“实践经验”，并以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除了这些酷吏大都出身贫贱、受教育程度低、往往都是缺乏起码的儒家思想等个人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从“禹传子”即开始“家天下”，形成君主专政政体――朕即国家 君权的扩张往往带来酷吏势力的扩张。全国服从君主一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地方权力强大影响君权时，君主常常大力提拔酷吏来打击豪强，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在即位后，为了实现“有为”而采取了“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治政方式。要实现“有为”必须先要祛除保守派和诸侯国的牵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