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docVIP

科学理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收稿日期：XX年代，我国的基础教育已受到“应试教育倾向”的严重困扰，素质教育作为对策而提出来并以此作为“科教兴国”大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见诸中央政策性文件。然而作为教育政策，当时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而言的。时任中央领导的李岚清同志在1996年4月的一次访谈中说到：“素质教育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这一表述在实际上似乎就把素质教育定位于中小学阶段。因为作为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当时高等教育主要质量问题并不在于应试教育的困扰而在于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是当时高教中的突出问题。当然应试教育也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弊端，但两者性质是不同的，应试教育的性质是“教学为了应试”，是教育手段对目的的异化。而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的性质是“教学为了应用”，是教育目的的实现程度问题，“应试”与“应用”两词一字之差，但性质迥异，但这是形成人们对素质教育含义理解差别的历史原因。今天我们在学习了胡锦涛同志讲话“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工作的主题的精神之后，就更明白了在大学阶段也应当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是高等教育或者专业教育工作的当然主题。 首先，由于中小学的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大学（含高职及中专）教育属于专业教育。它们的培养什么人的目标和怎么培养的方式方法均有不同。从而它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发生的主要问题和倾向也不同，当然应当采取的对策也应有所不同，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可以从教育部周济部长最近对报界的谈话中得以表明。他说：“应试教育倾向还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整体说依然步履维艰，任重道远。”周济还指出了实施素质教育需要解决四大难题，一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这里主要是指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一些制约素质教育推行的体制性障碍问题；二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这里主要是指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政策体制；三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四是广大校长、教师推进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周济谈话中所列举的问题大都针对中小学而言。因而可以认为现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困扰还是应试教育倾向问题。周济所论及推进素质教育需要解决的四大难题对于基础教育阶段来说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所以说“步履维艰，任重道远”甚为恰当。然而这四大难题对于作为专业教育的大学阶段而言其难度是不相同的，有的甚至还是一定的“机遇”。所以周济对推行素质教育的谈话虽针对中小学阶段而说，对大学阶段仍有很大启发意义。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大学素质教育目的所在。现在大学阶段推行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突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侧重于专业素质教育而忽视非专业素质教育，特别表现在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方面；其二，即使在专业素质教育方面，侧重于理论而忽视实践，如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素质有明显缺陷。以上问题已成为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如XX年武汉大学对其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调查表明社会各界对武汉大学毕业生专业素质尤其是专业知识和专业理论很少有不好的反映，而认为其中很多毕业生的敬业精神、合作精神、文明修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计算机使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学术视野、外语水平、身体素质是“相对不足”，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写作能力、心理素质、自知之明是“绝对不足”。这些不足也就是胡锦涛同志讲话中要求要“激发”和“提高”学生素质的内容，相对专业素质而言我们可称之为“非专业素质”。可见大学阶段作为素质教育的问题虽然有“老”的质量问题即“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更有“新”的明显的缺陷――非专业素质明显不足的困扰。说到底教育的质量问题就是两个教育阶段相比较后突显出来的各自在实现素质教育中所存在的最现实的共性问题。 其次，两个教育阶段教育活动各有其特殊的性质（指“教育目标”），中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其现实性的目标是“升学”，而大学教育是“专业教育”，其现实性的目标是“就业”，从而决定这两者的“出口导向”是不同的。只要基础教育的“出口”主要是升学，在升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又严重供给不足时，升学机制必然就是“分数择优”。而“分数”唯一可作客观量化考核的既不是学生的“品行”素质，更不是“能力”素质，而只可能是“知识”，尤其是反映“书本知识”的“考分”。社会公众即使在理性上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在情感上仍然会支持应试教育。因此，当基础教育的出口导向以“升学”为主导，而升学所需要的优质教育资源又十分不足时，要从整体上改变应试教育倾向则“步履维艰、任重道远”是必然的。 高等教育的出口导向是”就业”，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正在完善之中。就业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在人才市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