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docVIP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的一种新的解释：“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是像有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减少由再分配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干部权力转换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 　　不同的制度化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分层体系这种观念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使用波拉尼（K.Polanyi ）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这两种理想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但波拉尼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这两种理想型之间的相互转换的可能，而这正是近年来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通过不同的方式正在发生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得社会学的研究焦点，从对两种理想类型简单的比较研究，转移到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可能采取的不同道路的比较上。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其独特之处，与前苏联、东欧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改革不是简单地用一种体制来代替另一种体制，而是创造了一种旧的再分配体制与新的市场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的经济形式（混合经济）；干部做为旧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但能够保持他们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的传统政治权力和特权，而且有能力利用这种政治权力与特权，在新兴的市场体制中寻求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正是干部权力这种异乎寻常的连续性，导致了中国改革时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独特之处。本文在1996年历史事件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关于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的新的解释，即干部权力延迟理论，以此来修正现有的关于中国分层与流动的理论中的不完善之处，并尝试对一些现有实证研究明显的矛盾之处给出合理的解释。 　　一、精英：流动还是再生？ 　　关于精英流动的观点最早是由撒列尼（Ivan Szelenyi ）在研究匈牙利家庭农场的基础上提出的（撒列尼，1988）。他发现在60年代的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的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是那些在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他解释说，改革是40年代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中断的中产阶级的恢复，因此未来新的经济精英必然来自社会的下层，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革命剥夺了精英地位的群体（乔治·康拉德G.Konrad和撒列尼，1991）。但是撒列尼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虽然干部很少从事家庭农场的经营，但是一旦他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其他农民（撒列尼，1988），特别是如果只考察那些从事相对大规模的面向市场的生产的时候，干部身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撒列尼的理论启发了维克托·尼（Victor Nee）。在对1984年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Market Transition Theory”（维克多·尼Victor Nee，1989），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会使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精英受益，因此这种改革会减弱因再分配体制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维克多·尼，1989）。在之后的几年中，维克托·尼利用新的调查数据不断修改完善他的理论，但1989年理论的核心观点基本没有改变（维克多·尼，1991，1992，1996）。 　　无论撒列尼还是维克托·尼，都坚持由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在制度化安排方面截然不同的特点，做为再分配体制的受益者的干部，不可能像适应再分配体制一样完全适应市场规则；因而，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干部几乎或根本不占优势，所以，市场改革造就的新经济精英将主要由来自旧的再分配体制中下层群体（非干部）的成员组成，也就是说精英是流动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持相反的观点：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收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的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金欧伊J.C.Oi，1989；苏珊·雪克S.Shirk ，1989；罗纳塔斯Rona—Tas ，1995）。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①由于再分配体制内部筛选干部的标准在发生着变化，政治上的忠诚不再是唯一要求，教育水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条件（安德鲁·沃尔德A ·.Balu＆Ruan，1990；撒列尼，1987）；在这种情况下，干部成为再分配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