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迁移、人力资本深化 - 中国改革论坛.doc

择优迁移、教育深化与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郭剑雄 【内容提要】引入迁移的择优性，刘—费—拉尼斯模型面临着难以获取预期结论的理论困境。现实中，这一困境却可能由于择优迁移的教育深化效应孕育的新的发展机会的出现而绕过。若满足农业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动态提高这一条件，迁移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目标，仍可在刘—费—拉尼斯模型给定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上完成；而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农业发展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形态。 【关键词】农业发展方式 择优迁移 教育深化 一、引言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如下选择性：（1）以青壮年为主。在杜鹰（2006）的调查样本中，四川、安徽两省外出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9岁和27.4岁，比之非外出劳动力，平均年龄分别小7.6岁和4.9岁。Alan de Brauw、黄季焜等人（2006）的调查样本同时显示了非农就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与1990年相应人群比较，2000年，21~25岁和26~30岁人群的非农就业参与率翻了一番，16~20岁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提高了两倍多；尽管年龄较大的人群非农就业率也在上升，但他们的参与比例还不到16~20岁人群的一半。（2）男性高于女性。据农业部官员提供的数据，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民当中，男性的比例占到65.8%，女性低于男性31.6个百分点。 这一特征在早先的其他一些调查样本（赵耀辉，1997；杜鹰，2006）中也得到了证实。 由于教育的进展，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随年龄呈负相关变化； 教育的进展尚未消除教育机会分配中的性别歧视，一般而言，男性的教育程度高于女性。 因此，上述两个特征可能同时意味着滞留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的降低。比如，2005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约8.16， 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7。 若以外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代表全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 那么，未转移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就是7.62。 后者低于平均水平0.54年。 农业劳动力的择优迁移对农业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且重要的研究选题。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仅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或认为，这种迁移加剧了原本就薄弱的农业人力资本的损失，视其为城市对农村的又一次剥夺，并将此作为解释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一种原因（侯风云，徐慧，2004；侯风云，2005；侯风云，张凤林，2006）；或肯定，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居民家庭教育需求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效应（申培轩，2004；王兆萍，2007）。前一观点是建立在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率为外生变量的假设之上的；若择优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决定着农村居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那么，所获得的结论就会不同。后一类文献虽然正确地把人力资本积累率处理为迁移过程的内生变量，但缺乏理论化、模型化及经验实证方面的深入、细致的工作。 与择优迁移对农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相关研究尚待深入。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1）具有不可逆转趋势的择优迁移所蕴含的可能的农业发展机会是什么？（2）这种机会转化为现实的发展依赖哪些条件？此类条件如何生成？（3）与既有的发展思路相比，这种新机会所预示的农业发展的路径和方式有何不同？（4）这种新的发展方式是否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与之相配套的农业发展政策应当如何设计？本文试图初步涉及这些问题，但讨论的重点，是既有文献很少关注的择优迁移可能带来的农业发展方式的改变。 二、择优迁移与新古典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的理论困境 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 传统，刘易斯（W. A. Lewis，1954）、费景汉和拉尼斯（J. Fei and G. Ranis，1989，2004）等人提出了一种认可度较高的农业发展理论。该理论揭示了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发展启动于工资率较高的现代非农部门的持续扩张而产生的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流动性再配置；发展完成于边际产出大于零的劳动力转移而导致的“短缺点”和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平均产出的“商业化点”聚合而成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因为，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部门呈现出与非农部门趋同的性质：与非农劳动力一样，农业劳动力也成为稀缺性商品；由此，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就业转向市场化配置，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决定由制度性机制转变为边际生产力方程。 “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依赖两个条件：其一，非农劳动吸收率大于人口（或劳动）增长率；其二，保障农业总产出不因劳动力转移而减少且将“短缺点”和“商业化点”推向重合的足够快的农业技术进步率。在刘—费—拉尼斯所设定的分析框架里，满足这些条件，农业部门就可以在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中完成现代化改造。 刘—费—拉尼斯模型中的农业现代化，是均衡分析逻辑从劳动力同质性 前提出发推演出的一种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