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回事赖和面对殖民现代化的态度.docVIP

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 ——賴和面對殖民現代化的態度初探 一、緒論 他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醫學校畢業的開業醫生，所以年輩甚長。 他不是那種才氣煥發的才子型人物。他不苟言笑，是一位溫厚的長者。 他常常會不斷地左顧右盼，有一種時常擔心會不會妨礙了別人的謙遜。 如果許我們稍微誇大地說，他正是所謂良心的知識階級的典型人物。由 於他不斷地隨著時代的潮流進步的緣故，他和同時代的受到民主思想陶 育的人們有些不同。正如我們能從他的作品窺見的，他還保有大量封建 文人的氣質。 他同情弱者。他是看見了貧困的人們，悲慘的的生活就會不禁嘆息的人 道主義者。但是，他的這種氣質是一種自然的發露，所以若以近代意識 的範疇去規範他的思想，怕是終會徒勞無功的。 這是王詩琅一九三六年在〈賴懶雲論〉一文，對賴和其人其文所做的一段描述，或許是因為同處一個時代，有機會親炙賴和，或因為王詩琅個人作為批評家的才質，這段描述，及由此推衍出來的懶雲論，不僅賴和的人格特質躍然紙上，對賴和文學的特質也提出迥異於後人的觀點，對於今日只能透過文字理解賴和，疏遠那個時代的我們來說，王詩琅所論斷，賴和的文學特質及其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位置，究竟有何重要性呢？ 諸如「他正是有良心的知識階級的典型人物」、「他同情弱者。他是看了貧困的人們悲慘的生活就不禁嘆息的人道主義者」等，王詩琅對賴和人格的定位，大概已成定論，也最常為後人所首肯而沿用。然而，除了「所謂良心的知識階級的典型人物」與「人道主義者」這些定論之外，王詩琅同時也指出：賴和不同於二０年代還在學校或才從學校畢業的新世代知識份子，他早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就從醫學校畢業，高於二０年代長成的新知識份子有一個世代，雖然他不斷隨著時代思潮進步，但他終究「和同時代的受到民主思想陶育的人們有些不同」，所以，王詩琅由此推論他不同新知識份子的精神特質說：一、「正如我們能從他的作品窺見的，他還保有大量的封建文人的氣質。」；二、賴和作品中人道主義精神是賴和人格的自然流露，和新知識份子是受民主思想陶育而成的不同。 王詩琅在這裡所指出賴和的兩個精神特質，顯然是相對新知識份子的「近代的意識型態」而提出的，王詩琅眼中的賴和，不僅帶有「封建文人的氣質」，他之加入反殖民運動，也只不過是他的人道精神的自然流露，而不是民主思想陶育的結果，這樣的賴和，與後人賴和是「啟蒙思想者」的定論顯然大相逕庭，施淑在〈稱仔與稱錘〉一文以啟蒙思想者來定位賴和這樣的知識份子，他說： 一方面，在日本未遂行殖民榨取而引進的資本主義科技及由之帶動的 新世界觀的指導下，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對封建中國的蒙昧落後進行批 判。另一方面，作為漢族的遺民，他們同樣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批判之 餘的來自民族感情的隱痛。」 施淑上述的觀點，正如許多後人對賴和的解釋，是從「民主思想」、「近代的意識型態」，這些二０年代新知識份子的共通思想傾向掌握賴和所得出的。在賴和被尊奉為「台灣文學之父」，對賴和作為啟蒙知識份子的定位，又是那麼確定的研究脈絡中，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王詩琅早在三０年代就提出的這個論點呢？當我們透過王詩琅所提供的視角，重新閱讀賴和，的確讓我們生出許多疑問，其中最需要反省的是，就像王詩琅的示範所對照出來的，完全沒有考慮賴和的獨特性，就逕自將賴和與其他新知識份子毫無差別地放在文化啟蒙運動的背景當中，以啟蒙知識份子的共性來詮釋賴和及其文學創作，而做出賴和有「新世界觀」，「對封建中蒙昧落後進行批判」的定論，會不會因此剝奪了賴和作為一個創作者的主體性呢？ 王詩琅對賴和是否可以定位為啟蒙知識份子的問題，固然提出了質疑，但將賴和放在封建／近代的二分框架來加以衡量的作法，其實也是有問題，王詩琅基本上是站在認同殖民統治後現代化歷史的立場發言，所以才從殖民進步主義「封建」到「近代」的線性發展史觀，釐定賴和介於封建與現代之間的歷史位置。新、舊兩個時代的社會變遷，是賴和文學關注的焦點沒錯，賴和對殖民地物換星移的感傷也是事實，但賴和對舊時代的傷逝，真的只是一種溫情主義的情緒表現而已嗎？施淑在上述引文中也觸及賴和的這個面向，對於她所謂「批判之餘的來自民族感情的隱痛」，或許不能貼切地釐定賴和這個面向的性質，但她指出啟蒙現代改造與隨之而來的民族感情的隱痛的問題，卻提供了另一個思考角度，讓我們重新回到殖民地的文化鬥爭的場域，在殖民現代性與本土性的衝突關係之間，而不是線性的歷史進程之上，來重新思考王詩琅的發見。 二、不能以「近代意識型態」規範的賴和 如同上述，王詩琅已經指出賴和相對於二０年代新知識份子的獨特性，然而，兩者的差異，真的是王詩琅所謂「封建」和「近代」的不同嗎？儘管我們不同意「封建」這個帶有價值判斷的概念，但綜觀賴和的作品，王詩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