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pptVIP

在接纳这些外来文化的时候，中国文化显示其极强的同化力。它不是简单现成地移植外来文化元素，而是在进行了转化之后才加以吸收。就佛教而言，发源于引渡的佛教携带着印度文化的印记，具有强烈的出世倾向与山林气息。到了中国之后，佛教入世的倾向不断加强，在因果报应方面加入了儒家孝道的伦理。大乘佛教色空不二，世出世间的理念与普度众生的精神得到了弘扬，到了现代产生了人间佛教、生活禅等将佛法与世间法打成一片的佛教流派。 外治的一维 在治国平天下的一极，儒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所谓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其实，在原始儒家那里，有着十分宝贵的资源。 首先，仁政的理念与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最高的政治理念。孔子提出的仁学思想，到孟子那里发挥成为主张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暴力暴政服人的“王道”思想。 其次，民贵君轻，社稷次之，民意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的理念。 其三，尊卑有序的等级服从（礼）是权力运作的必要杠杆。 其四，社会多维度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中国文化的道、德、礼、法四个层次，道家强调道的层面，儒家针对当初的社会状况，强调德与礼的层面，儒者并非不意识刑法的作用，但他们认为刑法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是在内在的良知和软性的伦理规范实效的前提下才使用，不得已而为之。也并非不意识到道的意义，只是在社会层面，能够把握道的人少之又少。 孔孟时代的儒学思想，一直都是在野状态的民间思想，没有进入制度运作的层面。直到汉代的汉武帝，才将董仲舒阐释的儒学钦定为主流意识形态。但这跟原儒的思想不完全是一回事了。 《大学》关于修身的方面阐述的较为充分，但在治国平天下的一维，却发挥得不够。因此，后来的思想家们企图对之做与时俱进的发挥。海南学者邱峻就写了近百万字的《大学衍义补》。 儒学的产生于发展难免带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这些印记并非儒学本身恒久不变的内容。作为一种主张“苟日新，日日新”的思想体系，它的内在逻辑并不拒绝自新。只是当儒学被独尊为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之后，僵化成为它难以摆脱的命运。任何一种思想一旦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都免不了这种命运。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是通家的学者，如董仲舒、朱熹等把儒学带有时代印记的部分，如三纲五常等，加以神圣化，起到了将其教条化的作用。我们必须区别儒家文化与中世纪社会制度，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今天，我们重新面对这份遗产的时候，必须回到儒学的活水源头，汲取它的灵感，区分哪些是儒学的原理，哪些是儒学与时代结合时附带的部分，将其析离出来，还原儒学的真面目。 治国平天下的一维，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国文化可以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知识，包括法律、经济等等。这种接受不会改变儒家文化的基本构架，反而丰富它的内涵，使之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时代流变而不断发展。 二、中国文化的基本心法 深层文化有它的理法，也有它的心法。理法需要学习，心法需要参悟。仅仅在理法上加以理解，而没有心法上的通透，就会认死理，陷入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 （一）偏颇的发生 首先，是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总是生活在某一个阶层、某一个地方，扮演某一种角色，因此，总是自然地立在某一个角度、立场上来观察事物，而不能同时站在所有的立场和视角上来看待问题。眼见为实，自己的经验具有天然的优先性。我们习惯于将自己观察到的当成是最真切的事实，当成事物的全部与原貌，这就导致遮蔽的发生。 其次，是事物是一个整体，一物一太极，它在整体上的相干效应与协同作用是非线性的，但理论往往是线性的，条分缕析的。关于一种事物可以建立起很多很多的理，乃至于理论体系，但所有的理加起来都不能等同于这种事物。 再三，是任何事物发生追究起来都有重重不尽的缘起，其中有的缘起是随机的。出于成本考虑与条件限制，我们不可能穷尽事物的所有缘起。 再四、事物以时空形式在迁移，因果关系变动不居。思想的惰性让我们习惯于把某一时空里成立的道理推广到任何时空。 最后、是情感方面，由于我们对事物及其变化形态有各自的倾向与期待，我们的心灵总是难以避免地裹挟进来，陷于是非善恶美丑的分别与喜怒哀乐等各种偏颇的情绪波动之中，失去了宁静致远、感而遂通的澄明。 （二）作为外治方法的中庸之道 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简单的线性思维会造成遮蔽，导致偏激的结论，他们崇尚整体的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中庸之道。即《中庸》里阐述的不偏不倚、恰如其分的中庸境界。 各种偏颇的思想观念，听起来都有几分道理，而与之相反的思想观念，同样也有几分道理。即所谓公有公道理婆有婆文章。于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仔细追究起来就会发现，持有各种思想观念的人，由于所站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