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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影响着辅导员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而且也影响着学生的心理、行为、学习及成长，关系着学校发展与稳定。因此，重视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高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输入“辅导员幸福感”，只搜集到几篇文献，对于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有待加强。 一、主观幸福感概述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状态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以个体的主观判断为标准界定幸福，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现实环境发生了什么，而是个体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会怎样解释、在认知上会怎样进行加工分析。swb主要包括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所做的总体自我认知评价，独立于情感体验；后者是指对于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开心、快乐等）和消极情绪（忧伤、焦虑等）。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主观幸福感（swb）正日益受到重视。[1] 二、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 1.主观幸福感量表。廖深基等运用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spss统计分析，该量表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由diener等人（1985）编制，包括5个项目：生活接近理想、生活状况、生活满意、得到重要的东西、肯定人生道路。情感平衡量表由bradburn等人（1969）编制，用于测量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2]李文砚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份量表并做了修改，他删除了生活满意度量表过时的5条，重新增添了个人内心体验题6道，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采用kammann和flett(1983)年编制的20个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的完整陈述项目。[3]凌霞、黄韫慧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心理幸福感量表研究了高校辅导员幸福感与工作倦怠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其中心理幸福感量表由ryff(1989)编制，包括6个维度，每个维度20个条目。[4] 2.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fazio,1977)]。该量表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包括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快乐心境、情感和行为控制、松弛与紧张6个因子，33个项目。[5]佐玛运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独立学院辅导员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调查研究。潘焱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前18想题目进行了测试研究。[6] 3.自编制量表。郑勇通过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开放式问卷、个别访谈、专家审核和问卷编制组共同整理分析编制了辅导员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地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7]刘会会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自编的《高校辅导员幸福感印象因素》问卷对北京高校450名辅导员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 4.综合幸福问卷。姜华、邹雪莲从苗元江博士论文《心理学视野下的幸福》附录的综合幸福问卷截取了主观幸福感问卷和自述幸福感部分进行了研究。 三、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1.人口统计学变量 （1）性别。关于性别与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表现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男女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廖深基等（2008）通过对211名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和50名辅导员的访谈发现性别无显著差异，[8]姜华和邹雪莲（2011）指出男女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并无太多差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9]第二种观点认为男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女性。刘会会与郭梅观点一致，郭梅（2008）研究表明男性辅导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明显低于女性辅导员，在消极情感上女性得分高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10] （2）婚姻状况。较多的研究表明（姜华，邹雪莲，2011；刘会会，2011），已婚的辅导员能得到较多的家庭支持、较强的归属感及较多的精神寄托，[11]已婚辅导员在生活满意度和自述幸福感体验上明显高于未婚辅导员,而在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体验上，二者无显著性差异。[12] （3）工作年限。关于工作年限和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不尽一致。姜华和邹雪莲（2011）指出不同工作年限的辅导员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工作1-4年的辅导员幸福感相对较弱，工作9-12年的辅导员幸福感相对较强，工作12年以上的辅导员幸福感开始减弱；[13]廖深基（2008）指出工作5-8年的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相对较强，工作8年以上的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日益减弱；[14]郭梅（2008）指出辅导员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在工作年限这一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工作6年以上的辅导员整体生活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工作3年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