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大学.DOC

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 我赞同中国封建社会至晚起自战国说。 封建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但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是等级的阶级。所以这两大阶级的具体组成又很复杂，特别是战国时期更是如此。 就战国时期的农民阶级而言，史籍上称呼他们的概念十分繁杂。但从他们的政治、经济SS地位看，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依附于封建国家的农奴，当时称之为“公民”；二是依附于私人地主的农民，这些人与“公民”相对，称为“私人”；三是拥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四是庸夫，即雇农。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依附封建国家的“公民”。 一、“授田”制下的“公民”与土地的关系 西周奴隶社会，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名义上属周天子，实际上是由周天子、诸侯、大夫等奴隶主阶级的不同等级多级占有。 人们通常把土地私有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私有的主体是谁呢?是从奴隶主脚下新起的暴发户吗?不是。是从事耕种的奴隶吗?也不是。所谓土地私有，不过是原来奴隶主阶级多级土地占有制的等级结构中，下一级剥夺了上一级对土地的支配权。一入东周，周天子一落千丈，诸侯不再买他的账，诸侯把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归己所有；春秋后期，一些诸侯国的大夫，势力超过了诸侯，再也不把诸侯放在眼里，他们所占的土地归自己所有了。再往下，一部分士也占有一部分土地，但为数不多。所以，当时土地私有的主体是诸侯和大夫。 战国时期各封建诸侯国的君主，一部分是春秋时的诸侯蝉联而来的，如楚、秦、燕等；一部分是春秋时的大夫经过夺权而形成的，如齐、韩、赵、魏等。但无论前者或后者，都继承春秋既有的地位而拥有大量的土地。由于这些诸侯是封建政权的主脑和中心，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同时也就是封建国家的土地，韩非称之为“国地”。我们可称之封建国有制。 除封建国有土地外，也有一部分土地落入了私人手中(关于私人土地的出现与发展，将另文说明)。不过在整个战国时期，封建诸侯一直拥有最大数量的土地。这可从如下几方面得到证明： 1.从赏赐臣属巨额土地看： 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赵烈侯喜爱音乐，要赏给著名歌手枪、石二人各“万亩”。 魏国的公叔痤打了胜仗，魏惠王论功行赏，一次赏赐土地总合达一百八十万亩。 卫嗣君为留薄疑仕卫，爵薄疑为上卿，并“进田万顷”。 王翦领兵出征前，向秦王政请求田宅，为子孙留作产业。 《韩非子·诡使》篇记载韩国政治腐败，赏罚无法，出现了“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 ，择田而受，择田而食”的情况，说明韩国君主手中有大量田宅可供这些人选择。 2.从以田作为臣属的俸禄看： “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 齐国也有禄田，官僚“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 甘罗出使有功，秦王“复以始甘茂(甘罗的祖父)田宅赐之”。 “禄田”有授有收。战国时期官僚队伍很庞大，“禄田”不会很少。 3.从用田宅赏赐军功看： 魏实行选兵制，“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吴起任魏西河守，不经君主批准可以用田宅明法赏功，证明这些田宅属封建国家所有。 秦规定，能得敌“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当时各国都备有大量田宅用来作赏赐品。韩非子说：“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管子·八观》中也说：“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 封建国家用来赏赐军功的土地有授也有收，《韩非子·诡使》中讲，战士“身死田夺”。 4.从用田宅招来他国之民和鼓励增殖人口看： 《商君书·徕民》中提出，用分给田宅的办法，招三晋之民来秦。 梁惠王说：“寡人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话中未涉及土地，但从中可分析出：第一，他来回移民，手中无田宅是难于实行的；第二，他希望邻国之民逃到他这里来，肯定得有土地进行安置。因此，不妨认为，梁惠王手中握有田宅是他讲这段话的前提。 《管子·入国》篇提出：“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这是主张用田宅鼓励鳏寡结婚以增殖人口。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封建国家占有巨量土地。封建国家的土地用作赏赐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土地是用来授与农民，以资进行剥削。 封建国家把土地分给农民，当时叫做“授田”(“受田”)、“行田”、“分地”、“均地”、“辕田”等。我们可总称之为“授田”制。受田的农民叫“公民”。 “授田”是在奴隶制瓦解，封建生产关系萌芽过程中出现的。春秋后期战国前期普遍实行。“授田”是从统治者方面说的，“受田”是从农民方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