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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敦煌城市定位转型刍议汉魏以降，中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自公元304年“汉（前赵）”和“成（汉）”建立开始，至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重又统一北方止。百余年间，中国北方地区前后共出现十五个地方割据政权加之四川地区的“成汉”，史称“十六国”，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混乱的时期之一。仰及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兴起和发展的敦煌，此时非但没有因中原王朝的衰落而破败、毁弃，反而因其远离中原战祸，加之安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中原大量较高层次的移民，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技艺以及政治管理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也正是这一时期的发展，使得割据时代的敦煌竟达到了大一统时期所没有的高度，促成了敦煌城市发展的一次飞跃：由前代的边塞军镇演变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往的商贸文化枢纽城市。 军事主导型城市定位的确立 敦煌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左传“允姓之奸，居于瓜州”[1]，《史记“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2]卷1《五帝本纪》第28页《通典》亦有：“沙州，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3]卷174至张骞出使西域前，敦煌先后曾为赛种人、乌孙、月氏和匈奴所占据。汉武帝时，霍去病领大军发动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后汉王朝控制河西地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4]卷6《武帝纪》第189页，“敦煌”之名即始于此。[5] 卷2地理志 敦煌扼河西咽喉，总凑西海之道，军事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敦煌是在汉王朝西出关陇，与匈奴不断的争夺而向西域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为加强新领地的控制而设立的，这也确立了敦煌的定位就是东护关陇、西进中亚的军事基地。敦煌作为开疆拓边的前沿阵地，在设郡县同时，更注重军事工事的建设，“列四郡、据两关”[4]卷96《西域传》第3873页。立玉门关、阳关，驻军镇守。同时，“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济外国使者。”[4]卷96《西域传》第3873页 河西敦煌地区作为地处边疆的新开发地区，中原人视为畏途，加之此时的内地，人地矛盾尚不突出，关东地区尚有较多荒地可供开垦，自然也就不可能吸引大批百姓自愿前往，而军队与政权的存在又不能缺少必要的农耕生产来维持。故此，政府只能以强制命令的方式征发内地贫民或罪犯前往。这种征发，在汉初是一种常例，每征服一地，即以内地贫民罪犯谪吏往而实之。平南越、定西南夷，北出上谷、渔阳、秦中、河南等地，无不征内地贫民罪犯而实其地。《汉书“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4]卷6《武帝纪》第179页。虽敦煌设郡在元狩之后，但有理由确信，敦煌的百姓也多是以这种方式迁去的[6]第10页，征和九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后，“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4]卷66《刘屈传》第2882页 这些来自内地被官府视为“奸猾”之属的罪吏贫民与屯田兵士一同开荒辟田、辛勤耕稼，使得敦煌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建立稳固的军事基地，保障往来使者交通的预定目标。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2]卷123《大宛列传》第3176页兵士、人员、军需自全国各地集聚敦煌，大军从此出征。这也证明，经过几十年的初步经营，敦煌作为西汉王朝开展西抚西域诸国，北御匈奴的军事行动之后方基地的定位完全确立，同时也奠定了敦煌早期开发的基础。 其后，汉王朝击退劫掠河西的匈奴，招抚西域诸国后，由于地处河西走廊之咽喉，东西交通之要冲，加之较为稳固的农业基础和驻军的保护，往来商旅渐兴，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敦煌伴随着商路的兴起逐渐发展乃至繁荣。至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敦煌辖县六，为“敦煌、冥安、效毂、渊泉、广至、龙勒”，共计“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4]卷28《地理志》第1614页无怪乎《耆旧记》中赞之，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7]卷113《郡国志》第2521页。但对于此时的敦煌来说，这种繁荣还仅是在外部因素诱导下的一种表象的繁华，尚没有形成促使城市由军事型向商贸文化型转变的核心要素。其繁荣主要是因为承平日久，军事行动减少，而交通优势凸现而成。东汉时的敦煌状况也从反面验证了这种军事色彩淡化不是根本性的。较之西汉时期，东汉国力衰弱，尤在立国之初，在无力用兵西北且都护不出的情形下，敦煌作为军事基地的作用重又明显起来。“(元初六年，公元113年)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7]卷88《西域传》第2911页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人口来看，此时的敦煌居民仍旧依靠政府强迫减罪的死刑犯或其家属迁往边区。正如葛剑雄所讲：“这类迁移虽也有屯田或开发的作用，但主要是军事防御的紧迫需要。”[8]第161页这也充分证明，至东汉时，敦煌在城市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