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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新闻传播史读书报告 李京 2005012751 新闻52 美国媒体和政治的“鱼水情” ——《美国新闻史》读书报告 “一部分人不愿意相信总统，而另一部分人不愿意相信新闻界，而总统和新闻界都鼓励人们不要去相信对方。”（是否与题目矛盾？如何转到“鱼水情”的界定？） 没有一个国家的新闻史能像美国这样如此精准地把握新闻和政治交缠的脉搏，它们不时的激烈搏动曾经或正在搅动着整个国家全身血涌：新国家的建立起始于反抗压制出版自由的印花税，从《常识》的鼓动一直到《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出台，新闻事业向国家争取了促使自身发展的必须条件，却又不可避免地走过一段党派漫骂的“黑暗时期”；在新闻纸上废奴主义者和庄园主们的激烈辩论最终引发内战，然而战争却促进了新闻事业从中部和东部扩展至全国，“内战期间，一些担心自己的报道未必能全部发出的战地记者发明了起概括作用的导语”，现代报纸标题的雏形——要闻快讯也出现了，黑人创办的报纸也逐渐崭露头角；为应对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所出台的“新政”促进了劳工新闻的发展和科学、医学报道的改进，同时，这一时期派出驻外记者的高潮为美国建立全球责任意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电视决定1952年竞选”，竞选从暗地里争夺各个利益集团演变为电视上的微笑、风度和唇枪舌战，而电视的出现也给了国家领导人更好的方式去操控媒体和公众；在新技术普及的今天，“有人深切地担心各阶层之间的距离将会拉大”，媒体也许不但不能成为民主的信使，反而会沦落为少数人的玩物。 正是媒体和政界力量的此消彼长，才造就了如此曲折的发展轨迹。一般而言，媒体总是处于一个外露显眼的位置，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家政治问题和总统的个人作风；而政治机关总是处于暗处运作，这些效果通过媒体言论风向的变化体现出来。但是二者的位置也在逐渐地变化：随着国家监督机制的完善和媒介传播手段的发达，越来越多的政治规划暴露在公众眼前，政界明星的出现使政治逐渐走向前台；而媒体在竞争条件下的合并趋势造就了一批媒介集团，公司决策不容易像个人新闻事业时代那样容易彰显个性，或对政治风向有明显的表示。 “一个政府越是巩固，它就越不怕别人挖它墙角，它给予新闻报道的自由就越多。”美国的新闻史给我的最大感触就是，越是政治黑暗的时刻，新闻就越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促成一次大的飞跃。正式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漫骂风潮，促成了新式新闻的兴起，人们重新将报纸关注点锁定在事实报道而非评论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而爱德华·R·默罗在恐怖气氛中的电视辩论掀起了新闻行业对“忠诚宣誓之风”的抵制，引起了广大民众对电视的关注和期望，并“拯救美国免受法西斯主义之害”。 新闻和政治都有其残酷的一面——一些对大众而言较为惨烈的突发事件往往会给新闻业的发展或某个政治利益集团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阅读《美国新闻史》的第八章不难看出，当今美国各大媒体标榜全球责任，在一百年前就有所表现。如果不是南方北方的兄弟展开一场自相屠戮的战争，就不可能诞生美联社，就不可能产生军方报道的新闻禁区。政治也同样如此，南北战争为美国带来了一个团结联邦最好的机遇，并藉此确立了南北的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势力。惨绝人寰的“9.11”恐怖事件，确立了网络新闻的地位，自此，各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传统媒体除了逐渐丧失新闻时效的优势，也在广告竞争中处于下风。同样，“9.11”也给美国新的机会插手世界各国的政治事务，打着反恐的旗号攫取更大的利益，继续扩展的影响。历史上的一个小退步，往往成就了下一个大飞跃。从美国新闻史中，我对此获得了更深的体会。 正是由于美国的新闻事业在这样一个个浪潮的推动下稳固前进，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才会将它的发展历史奉为样本。但是，样本终究只具有参考价值，并不能生搬硬套在每个国家头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完成媒介监督政治的根本变革，并不能归咎于“政治黑暗”、“专制制度”、“大众素质较低”这些缘由，而是因为本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不够成熟。美国的新闻史甚至长于美国国家历史，它们是互相推动的关系，自然发展，没有受到外界过多的干扰，而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这样的发展条件，本身两百年的历史进程就没有可比性；其次，美国的媒体有协会工会支持，它们在与政府的不断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力量雄厚，协会机构甚至具体到“社论协会”或“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协会”，在一百年中建立起较完善的新闻人社团机构，也足以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望洋兴叹。 由此观之，政治的力量不可能完全牵制新闻事业的发展，虽然新闻客观性的实现仍然是“一个神话”，但美国的媒体在两党制制度下，已经超越了党派喉舌的功能，代表着复杂的阶层利益；媒体也不可能离开政治独立行走，在这样一个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圣地的国家，从那些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中，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的新闻事业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