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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及中国经济增长关系再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对两者关系的理论阐述可回溯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由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引出的“双缺口”模型揭示了外资的流入通过放松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对增长产生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只有在进口消费比率、储蓄替代效应、吸收能力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索罗模型(Solow,1956)认为，FDI仅仅是增加了资本积累，因而只能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长期看来，FDI影响产出增长的程度是有限的。在索罗模型中，长期的增长只能是技术与知识提升的结果。没有技术进步，国内和外国投资递减的边际收益最终将制约经济增长。然而经济全球化和FDI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支持这一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所以FDI就不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而罗默fRomer,1986)与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放松了技术外生的假设，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它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来源又可分为自主创新和从外部引进、模仿及学习。FDI作为外来资本与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不但增加了东道国的资本存量，而且可以给东道国带来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一揽子溢出效应。显然，理论上对两者的关系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如同FDI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理论上没有统一的结论一样，许多计量经济学家做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果，其分歧程度丝毫也不差于理论上分歧的程度。 学术界对于两者的关系还没有定论，促使研究者使用更为稳健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在应用层面，一国在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方面，比如是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转向其他经济变量的调控，也需要正确认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采用更为稳健的检验方法验证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无疑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有效利用FDI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焦点集中于检验中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因果关系，为传统因果关系检验提供一种可供替代的方法。 一、文献回顾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开始对FDI和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相关文献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譬如，V。N。Balasubramanyam和M。Salisu(1996)使用包含46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的横截面数据，在新增长的框架内检验了在采用不同贸易政策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过程中FDI所起的作用。研究结果支持FDI一定程度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且其作用在采取外向型国家要比那些内向型国家更强一些。Blornstron(1994)、Olofsdotter(1998)、Mina(2004)等学者用OLS方法研究表明，FDI对经济增长都有较大的影响。Laure(2004)也支持这个观点，但是指出FDI要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东道国必须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另外一些学者持相反的观点。Gupta和Islam(1983)考察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发现FDI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作用。Saddi(2005)实证结果也认为，在发展中国家，FDI对经济增长是不起作用的，其原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缺乏和人力资本缺乏。Marco Neuhaus(2006)以中东欧转型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没有证据支持FDI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与FDI关系的研究大致沿着两种路径进行。一是对FDI与投资、就业等的关系分别做定性定量分析开始，再根据投资、就业与增长之间存在的正向关系，间接得出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其缺陷是缺乏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直接综合计量分析。二是利用FDI与GDP的总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涉及的计量方法多种多样，结论自然不尽相同。大多数研究支持FDI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例如，沈坤荣等(2001)通过构建FDI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的增长导致经济增长，FDI技术扩散效应的发挥程度与人力资本水平有着重要的关系。Jordan Shan和Chong Hsiao(200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要大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陈浪南(20021以OLS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某些经济变量有影响，但不是对所有的经济变量有影响。叶莉(2004)以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为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周春应(2006)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和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FDI虽然对就业有负效应，却是GDP、人力资本等经济变量的格兰杰因。持相反观点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