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得经济增长及抑制通胀之间平衡.docVIP

如何取得经济增长及抑制通胀之间平衡在2008年两会期间，《金融时报》的记者向温家宝总理提问：中国是否打算放缓经济的增长，甚至冒增加失业的风险，去应对通货膨胀压力?温总理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并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方向和力度，使经济既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又能解决大约一千万的就业人口问题，还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这种寻求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努力，在宏观经济学中，被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概括为一条曲线，表现为一个在两者之间的替代抉择关系(英文中叫trade-off)。值得注意的是，温总理的这段话没有被翻译为“替代抉择”，而是被直译为“平衡”(balanee)。诚然，替代抉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译员未必习惯使用之，但是，选择平衡这个用语，实际上更反映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不是要在非此即彼的条件下，选择到底是要多一点通货膨胀，少一点失业，还是多一点失业，少一点通货膨胀，而是要达到尽可能好的平衡。这个平衡有可能达到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经济中既出现过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也出现过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同时存在的平衡。也就是说，不是非得进行替代抉择，而是能够取得平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平衡呢?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理论? 对于“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个政策目标，有人对其中“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含糊其辞，从而违背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这个至理名言(周其仁，2007)。这句名言出自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伦敦大学的一次演讲(Friedman，1970)，是弗里德曼货币数量理论最浓缩的概括，指出价格水平的变动原因、方向和幅度，是货币存量变化的结果，标志着对凯恩斯长期以来在通货膨胀成因和对策解释上统治地位的根本颠覆。 这个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也应该成为我们认识通货膨胀现象的出发点。但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许多建议者认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不二法门就是运用货币政策，缩减货币供给，却未必是正确的推论。至少有若干理由使我们不能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看作是万应灵药，简单套用去理解和应对当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撇开这种政策推论对于我们面对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否对症不说，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也往往导致对弗里德曼该理论本意的违背。 首先，该理论并不完全排斥通过结构性的分析，理解通货膨胀成因中的具体的但是重要的要素。事实上，就在弗里德曼旗帜鲜明地鼓吹和捍卫“货币数量理论”的同时，他也没有根本否定，在短期当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货币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弗里德曼，1991，第387-388页)。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弗里德曼实际上是一个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典范。例如，针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他将失业进行了结构性的区分，即与宏观经济周期性相联系的失业和与此无关的失业，后者即自然失业率或人们所称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英文简写为NAIRU)。弗里德曼认为：“惟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或者，惟有通过加速的通货紧缩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上”(弗里德曼，1991，第454页)。由此，他有条件地承认了菲利普斯曲线。 其次，货币存量与价格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才显示出来，而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果，既需着眼于长期治本，也需要着眼于短期治标。例如，弗里德曼根据美国的经验指出：“平均来说，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高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高潮大约早16个月；而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低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低潮早12个月以上。”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与较长时期的波动相比，商业周期内货币存量，与收入、与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较为不清晰和较为复杂”(弗里德曼，1991，第396-397页)。 第三，我们面对的是现实的经济问题，要解决的是通货膨胀可能造成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理论的彻底性。所以，我们在重温弗里德曼告诫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在短期内所存在的替代抉择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寻求不以减少就业为代价的手段，来有效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而避免在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同时，造成失业率提高从而使居民基本生活遭受另一方面的伤害。 二、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直接成因 在超过10年的过去时间里，即使不说是生活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中，我们的确远离了哪怕是轻微的通货膨胀。直到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4.8％，2008年的最初几个月中，价格上涨到一个新高度，使我们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过，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结构性价格上涨”这个说法，迄今为止的价格上涨，的确是主要由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