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发展及技术创新相关性实证分析.doc

我国金融发展及技术创新相关性实证分析【摘要】文章利用我国1995年第1季度至2007年第2季度的相关金融数据和反映技术创新的有关数据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文章的结论主要有：第一，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技术创新有着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并且金融中介的发展对技术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第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正相关性，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大于扩大股市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关键词】 金融发展 技术创新 随机前沿分析 协整检验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源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金融发展终将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Levine，1997）。Hicks（1969）认为英格兰的金融体系在为巨大工程筹集资本进而引发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Schumpeter（1912）主张功能良好的银行通过甄别并向最有机会在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成功的企业家提供融资而促进技术创新。20世纪80年代，随着内生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关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随之不断深入。在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的增长模型中，金融体系功能通过改变技术创新率最终影响稳态增长，这些文献将研究重点都集中在新生产过程和商品的创新上。此外，持有可分散风险且具有创新意义的项目所发行的股票，不但可以减少风险，而且还能促进全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资（King和Levine，1993）。因此，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功能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Saint和Paul，1992）。在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均以生产率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通过讨论金融发展和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性来判断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机制。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的研究基础上，利用77个国家1960-1989期间的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于长期生产率增长的预测能力。Levine、Loayza和Beck（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在于提高资本存量。 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对我国自主创新战略具有积极的启示，也得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孙伍琴（2004）、李建伟（2005）、王永中（2006）和彭文平（2007）等从理论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张军和金煜（2005）使用中国的省份面板数据，检验并发现1987-2001年中国改革以来金融深化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沈能和赵建强（2005）、刘凤朝和沈能（2007）对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近的结论：我国金融规模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技术进步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 国内研究多从金融中介角度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本文拟从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技术创新率进行估计；第三部分介绍了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及其度量方法；第四部分建立计量模型进行相关性估计并分析；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二、我国技术创新的测度 在检验“技术创新”渠道的实证研究中，早期研究将索洛余值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反映生产者的技术水平。根据索洛模型，产出的增长扣除投入增长之外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索洛增长核算假定所有生产者在技术上都充分有效，显然不完全符合经济现实，随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分析和分解，前沿技术分析逐步被发展起来并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允许生产者存在技术无效率，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前沿技术和技术效率，前者刻画某一时期所有生产者最优生产技术，技术进步表明了生产可能性边界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后者描述个别生产者实际生产技术与最优技术的差距，一个企业在等量要素投入条件下，产出与最大产出的距离。而随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是分解前沿技术和技术效率的两种最主要的方法。 傅晓霞和吴利学（2007）利用1978-2004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数据分别应用SFA和DEA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由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随机扰动和不可观测因素，特别是位于生产率前沿的东部发达地区受体制转轨和国际市场环境等不完全可控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SFA可能比DEA更为适用，其结论也更为可靠。因此，本文运用SFA方法来测算我国技术创新率。 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采用形式灵活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主要有3个优点：一是允许要素间替代弹性可变；二是允许存在非中性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