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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视角下文艺学文化转向摘要：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过程，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切合了文艺学的现实品格和实践精神，凸显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者与启蒙者的身份认同，文艺学研究者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 关键词：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文艺学；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78-05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在经历了“审美转向”、“主体转向”、”本体转向”等一系列转向之后，自90年代开始，又开始了“文化转向”。与前几次转向不同，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开始把供奉在神圣高贵祭坛上的文学“拖下水”，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影视传媒以至时装广告、广场购物等都开始进入文艺学的“领地”。面对此情此景，拍案而起，怒斥文学堕落者有之；扼腕叹息，徘徊迷惘，认为文学将消亡者有之；高唱赞歌，认为前途光明者有之。笔者认为，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到底是好是坏并不重要，探求为何会发生这一转向，如何使这一转向朝着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方向前进才更重要，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笔者想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角度，对其做一探讨和剖析。 一、相关概念界定 “知识分子”属于舶来品，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еция”(即英文“intelligentsia”)与法文“intellectuel”(即英文intenectual)两个词源，各有其历史来源与历史意蕴。且一般公认俄文知识分子一词最早由彼德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指对社会现状不满、富于道德情怀、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精英分子，这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民粹主义提倡的结果。法文知识分子一词源于“德雷福斯事件”，系由作家左拉愤而上书，由克里孟梭于1898年1月率先使用。在这两个来源中，“知识分子”一词都突出其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主要从社会职业和社会阶层划分来考虑，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intellectual，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掌握较多科学技术知识，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科技知识为专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辞海》这样界定知识分子：“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另一种看法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乃至社会的“牛虻”。例如《卡尔“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受过教育并在教育过程中人生内在素质获得“质的飞跃”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阶级，不会局囿于有限的视野和利益，因此可以成为意识形态谎言的揭露者，思想的相对主义者和批判者，种种世界观的分析者，能够在“漆黑一团的夜里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显然，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界定过于理想化，在充满利益纷争和权力关系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想要超然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将知识分子视为“社会良心”和“普遍真理”的代表，则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与中国传统“士”的观念，亦即“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是不谋而合的。萨义德如此界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总是当局政府的批评者，而是强调他们应该时时保持着警觉状态，不至于被陈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蒙骗。笔者认为，无论从当今现实还是从历史沿革出发，知识分子都应该保有对现实的关注、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的批判，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研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在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现代社会，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警惕并批判种种社会的不公，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态势。 身份认同(Identity)，又译作“同一”“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特别青睐。根据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身份认同主要表现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最早对身份认同进行研究的是心理学。弗洛伊德把它看作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即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同化过程。埃里克森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同一感被体验为一种心理社会的安宁之感。它最明显的伴随情况是一种个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