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动 - 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doc

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动 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集体抗争运动大多并没有长期稳定的组织基础和资源动员。这些社会运动过程的短暂性、所表现出的行动策略匮乏和群体内部中的争执冲突恰恰表明了其“无组织”的特点。这些社会运动常常表现出所谓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规模参与，即在很短的时间内有着众多民众参与其中，而且这些参与者大多超越了工作单位、地区和社会群体的边界(Cai，2010；于建嵘，2010)。许多由政府启动的政治运动也常常超出了政府控制的范围，演变成相对独立的群众运动，构成了对政府的挑战。我把这类由无组织的利益所汇集而成的集体行动现象称为“基于无组织的利益之上的集体行动”（简称“无组织利益的集体行动”），即由种种无组织的、各自分散甚至矛盾的利益群体所汇聚而成的、针对政府权威的集体行动。在我看来，这类无组织的集体行动与其他社会背景下发生的集体运动在性质上有着极大不同。后者通常有着明确目标、正式组织和行动部署的；而前者缘于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导致的大量自发性个体行为的聚合汇集。尽管这些个体行为是无组织的，但他们追求自我利益的行动却传达出了类似的诉求，有着类似的行为模式，并且不约而同地都将这些诉求指向同一目标即国家。简言之，他们是通过国家治理的特定制度逻辑而系统地、有组织地转化为集体行动。 本文从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分析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程中出现的这一独特的集体行动形式，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和后果。本文的中心论点是，集体行动的形成和突发植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定制度结构之中，是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产物。具体说来，首先，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不断地再生产出大量的无组织的但有着类似诉求利益群体；其次，国家治理逻辑的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将这些无组织的利益通过共同的经历遭遇连接在一起，并提供相应的机会，无意间将它们转化为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而且赋予它们“挑战”国家的性质或意义。 本文首先从国家治理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中提出相应的研究问题；然后从制度主义理论角度分析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如何将无组织的利益转化为有着共享目标、共同行为方式和共同机会结构的集体行动。需要指出的是，以下的讨论更多地侧重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因为“无组织的利益”及其集体行动在这个背景下表现的最为明朗清晰。在六十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程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变化，但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但本文的讨论及其解释思路对于认识今天中国社会中的集体行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国家治理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为国家所高度组织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中国历史上长期中央集权的组织形态已是共识，但在历史长河中，简约国家形式和政不下县的组织设施意味着，国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直接组织关系相当松散，有着很大成分的象征性意义(Kuhn，2002； Skinner，1977；瞿同祖，2003；黄宗智，2007)。即使国家向民众索取赋税服役，大多也是通过各种半官方半民间的非正式组织实施(杜赞奇，2003；黄仁宇，2001)。农民社会中的日常交往、劳作生计、民事纠纷等事务大多通过基层社会中的宗法组织来维系和解决的。这一历史状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有了根本性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时代前的20余年期间，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资本主义改造，国家所有制、统购统筹、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制度建设过程后，中国社会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被彻底组织起来了。 当然，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是不彻底的，也并不总是成功的。例如，舒秀文(Shue，1988)指出，中国农村的蜂窝式结构为村庄各自为政，抵制国家干预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即使在农村集体化的高峰时期，农民社会中的宗法组织也在暗中发挥着作用，维护其成员的利益(Friedman ed al.，1991)。在严密控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也会有一些私人领域，例如匈牙利的“第二经济”和中国的自由市场。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有了很大弱化，特别是私有经济领域的出现和扩展提供了国家直接行政控制之外的社会空间。虽然这一社会空间有助于个体间和群体间的横向互动，但总的来说，这些私有领域仍然空间狭窄，处于国家视野密切注视之下，而不是独立于国家管制之外。换言之，正在出现的公民社会端倪还远远不是集体行动文献中所讨论的那种有组织的利益集团。 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学者来说，特别是从“资源动员”理论角度来看，中国国家的组织系统和制度设施无疑是产生与国家抗争的集体行动的巨大障碍。如果说集体行动的成功有赖于组织者所采纳的策略、参与者的组织程度(Gamson,1968)或社会运动的“产业”规模(ZaldMcCarthy,1987), 那么我们很难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