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讲义.doc

比較詩學講義 胡翰平 比較詩學的萌芽 王國維 二十世紀初，王國維出版了《紅樓夢評論》，將西方學者康德、叔本華的哲學觀點，引入了《紅數夢》的研空中。1908年，他的《人間詞話》一書，將中西文論和中西美學中的相關概念和範疇對應起來，進行研究，像「造境」與「寫境」、「優美」與「宏壯」、「寫實的」與「理想的」…等，試圖解讀藝術創造的基本問題。 魯迅 1908年魯迅出版了《摩羅詩力說》一書，對中外詩人進行了平行的比較研究，還將中國古代文論的直感性、鑒賞性與西方文論的邏輯性、理論性和體系化特徵進行相互闡發，開中西詩學比較之先。他比較過尼采與拜倫的不同、拜倫和易卜生的差異；在論詩題記中指出：「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揩式。」 朱光潛 30~40年代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詩論》都尋找中西某些共同的文學規律，既能運用於西方文藝現象，也能適用於中國文藝現象；有時則用從西方文學現象總結出來的理論來闡明中國文學，或用中國文學現象總結出來的理論來闡明西方文學。這種以某種文學理論闡發另一種文學現象的方法，被稱作「闡發研究」，它是比較文學的一種方法，在30年代已經被運用，它給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角度、新的解釋、新的啟發。其後錢鍾書的《談藝論》、梁宗岱的《詩與真》和《詩與真二集》、宗白華的《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和《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相繼出版，都具有跨國界、跨文化比較詩學的特點。 錢鍾書 1937年錢鍾書發表中國古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一文中，暢論中國特有的「人化批評」便嫻熟地在旁徵博引古今中外各家一文論(《文學雜詩》一卷4期)；1948年他的《談藝錄》由開明書店出首版，這本書結構上是中國傳統詩話的話語形式，具體上是讓西方各家詩學的論述自由地湧入話語，令各派觀點及各家論述，不同文化的創作例證，由內而外，放射性地指向核心，以其天份興趣、學識及學術立場，對文論現象和問題做跨文化全面處理和總結。 與《談藝錄》一脈相承，1979年《管錐篇》出版，此書是一部典型的比較詩學的理論著作，全書“縱觀古今，橫察世界，從針鋒粟顆之間總結出重要的文學規律”，突破各種學術界限(時間、地域、學科、語言)，打通整個文學領域，以尋求共同的“詩心”和“文心”。 《管錐篇》之於比較文論的啟示意義在於，他自覺地應用了比較的方法。首先是學科間比較。他溝通了哲學、文學、史學、考據學等學科，這是立足漢學進行比較的前提。他指出，要把作品放在其生成的文化傳統、社會背景、時代心理和個人心理等因素，及更大的文化背景中綜合起來加以考慮。 其次是跨國界的比較。他打通了英、法、德、西班牙和拉丁文著作的語言和國界，應用了國外系統學、風格學、心理學、單位觀念史，文化人類學、語義學等學科方法，把這些典籍全部上升到比較詩學的高度進行比較，發掘它們在文學觀念、哲學理念、藝術規律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心”和“詩心”。錢先生特別強調中西文論的比較，認為“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即所謂比較詩學(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個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 20世紀70年代的比較詩學 1976年古添洪，陳慧樺主編出版了台灣第一部比較文學論文集《比較文學的墾拓在台灣》許多文章是採用西方的文學理論和方法來闡發中國文學，開創了跨文化比較詩學的“闡發研究”新方法。同時香港學者李達三也撰寫《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闡述了這種觀點。進入80年代，比較詩學在港、台發展迅速，奚密在1982年出版了《隱喻與轉喻：中西詩學比較》。自1983年開始，港臺學者更聯手出版了一套《比較文學叢書》11種，由東大圖書有限公司陸續出版。絕大部分是有關詩學研究的，如葉維廉的《比較詩學》、周英雄的《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王建元的《雄譯觀念：東西美學立場的比較》、古添洪的《記號詩學》、鄭樹森的《現象學與文學比評》，張漢良的《讀者反應理論》等。 其中每一個具體的研究者，都是基於一種或者兩種理論，以此為理論工具，利用其特性的角度，逐步深入地去考察中國文論的問題。基於過去系統研究的缺失，同時也面對西方理論的強勢，出於西方學界盡快了解中國文論特徵的慾求，這一群著述比較優先處理和側重於探討的，往往是諸如中西共同的理論規律的追尋，某種跨文化普遍使用的批評架構的探討等，也就是廣泛的話語性和系統性之間比較的課題。試舉下列二書為例。 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 該書1975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台灣1977年和1980年先後有兩種譯本。該書以艾布拉姆斯在其《鏡與燈》中提出的藝術四要素(作家、作品、宇宙和讀者)及其關係為理論框架，試圖將中國古代數千年的詩學發展，整理分類成一個清晰的系統。以所謂「形而上學理論」、「決定理論」、「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