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国内猪肉价格需要适度增加进口供给.doc

稳定国内猪肉价格需要适度增加进口供给今年以来，国内市场猪肉价格上涨最为令人瞩目。由于国内市场猪肉供应紧张，猪肉价格扶摇直上。商务部的监测数据显示，猪肉价格在一路突破20元后也并未看到“涨停板”的出现，白条猪瘦肉每公斤报价达到21元，继20元后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为此，稳定猪肉价格问题成为当前控制消费价格上涨乃至整个经济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 一、稳定国内猪肉价格也应当借助于国际市场 遵照国务院办公厅的部署，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和商务部已提出稳定猪肉价格的诸多措施，包括扑灭生猪疫情，保护母猪生产力、增加市场仔猪供应、促进可替代猪肉消费、增加市场副食品供给总量、重点保障节日期间的市场供应、严禁不合格猪肉进入市场等。据悉，商务部已经派出.15个工作组，了解猪肉等副食品供应数量和价格变化情况，检查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市场应急预案完善情况，确保生猪等副食品市场供应稳定。与此同时，财政部也下发《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管理暂行办法》，由中央财政安排11.5亿元给予母猪保险业务补贴，为投保的养猪户提供直接补贴。具体来看，能繁母猪保险的保险金额定为每头1000元，保费为每头60元。其中，中央及地方政府负担48元保费，保户只需要自负12元。固然，这些措施对于确保国内市场猪肉供应至关重要，但却不能仅仅限于从确保国内供应上来需求稳定猪肉价格的“涨停板”。 首先，短期内，政府对于生猪生产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是可行的，但长期下去问题会很多，不仅有可能会使政府财政支出负担加重，而且也与世界贸易组织限制农业补贴的努力相背离。 其次，从控制饲料价格入手来控制生猪养殖成本也不现实，因为随着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农产品数量增加，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也愈演愈烈，饲料价格的上涨也是大势所趋。即使饲料价格能够降下来，在生猪饲养行业利润稀薄的情况下，农民只有做到首先要考虑将利润恢复至正常水平，才可考虑将超额利润向下游消费者转移。 再次，控制生猪疫情有利于提高猪肉产量，但即使生猪饲养没有发生疫情，随着农民风险意识的提高，防疫成本也会增加，而猪肉价格中所需要包含风险溢价的成份总体上也会水涨船高。 此外，至于有关部门提出促进可替代猪肉消费的想法，我认为方向是对的，但目前牛肉、鸡蛋等其他副食品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涨，对猪肉的可替代剩余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况且，不同肉食品之间的替代只能是不完全替代，而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替代，即使其他肉食品的价格出现回落，也很难发生大规模的需求转移。 最后，向市场投放储备肉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供给，但储备物资的投放只能是应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由于供求关系的基本形成背景未受到根本性触动，一旦猪肉储备告罄，稳定国内猪肉价格的努力就不可持续下去。因此，解决国内猪肉供应问题还有必要去寻找可持续的供应来源。 既然在国内找到稳定猪肉价格的有效办法难度很大，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争取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到能够稳定国内猪肉价格的“涨停板”。在当今的中国，经济体制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大国，应当考虑通过加大进口来缓解国内猪肉供应，进而起到稳定国内猪肉价格的作用。 从所处的贸易环境来看，中国通过进口来缓解国内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十分可行。 一方面，扩大猪肉进口规模是必要的。事实上，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能够通过进口猪肉来回笼一部分货币不仅有利于稳定国内猪肉价格，而且也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加大，特别是与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地区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相应增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06年世界猪肉出口量532万吨，欧盟、美国和加拿大在其中居前三位，出口量分别为141万吨、135万吨和108万吨。从某种程度上讲，扩大猪肉进口实际上也是扩大从这些贸易逆差大国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择机扩大猪肉进口规模来推动“减顺差”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扩大猪肉进口规模也是可行的。回想起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内粮食供应紧张。当时，陈云同志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在周总理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受到外汇条件的约束，当时进口粮食的数量不可能很多，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国内粮食调度的回旋空间。在上世纪60年代初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时期，中国尚且能够通过进口在国内强化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供应保障能力。现在，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在加快，中国在商品进口方面的贸易障碍也在减少，再加上充裕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强化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贸易规模所受到的约束也逐渐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