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启蒙视角下的“城俗”叙事.docVIP

论现代文学启蒙视角下的“城俗”叙事 　　摘 要：在现代文学启蒙思潮下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城俗”叙事并没有展现城市物质与精神生活风貌，相反，在启蒙精英的笔下，他们所极力摇旗呐喊的批判思想来源还是他们最为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与文化传统，“城俗”叙事被置换成了恶俗叙事，也反映出他们对社会风俗自身的特性认识不足，无视社会习俗的传承性以及民俗自身演变规律，急于破旧立新以此凸显出“城俗”作为时代武器与政治利器的意义。 　　关键词：现代文学；启蒙视角；城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32-04 　　启蒙思潮对于民俗的态度，从严复“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思想到梁启超“新民”一说，再到鲁迅等人提倡的“改造国民性”，延续的是对于传统文化习俗的批判态度。诚如精英知识分子所设计的，除旧布新的民俗批判作为一个思想启蒙的切入视角，在五四时期已大范围的渗透到了文学创作中。如果说我们承认启蒙者对于乡土社会的旧风俗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合法性的话，那么当启蒙者进入城市以及随之的城市书写出现后，农村的风土习俗随着人流的迁徙而来到城里形成了“城俗”，“城俗”的书写却并非展现城市所特有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并没有表现出城市文明的风貌，相反，在“城俗”叙事语境下的现代文学城市文本中，通过大肆批判揭露陋习、恶俗阻碍现代城市文明进程，来符合革旧迎新、文学启蒙之目的。 　　纵观在启蒙视角下的城市文学文本，基本上可以将“城俗”启蒙叙事划分为3种类型，第一是与家族制度相关的批判，第二种是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揭露，第三种是与信仰习俗包括迷信等相关的抨击。每一种风俗原型在其开创初期，目的都是在于社会的整体和谐以及人们生活的秩序稳定，况且经过长期的整合已渗透到了民族民众的无意识心理，有其存在的合理和优长之处。但是随着价值取向的悖论性转变，各种相关风俗成为了不得不医治的沉疴痼疾。 　　对于“城俗”中与家族制度相关的批判，其实早已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兵之地，有学者就明确提出“其中家族制度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锋芒所向的焦点之一”[1]。鲁迅就明确指出其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2]。对于植根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种种凶残卑劣、野蛮蒙昧的行径，《狂人日记》以其独特的、富于穿透力的想象赋予了中国文化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新文学作家以批判父权来反抗家庭专制传统，显得尤为符合主流社会的流行话语。如正面攻击家庭专制的典型作品有《幽兰女士》《骆驼祥子》《雷雨》《家》，而倡导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作家作品就更多了，如郭沫若、郁达夫、卢隐、冰心等等。《幽兰女士》作为陈大悲在20年代创作的文明新戏，连同他同期的剧本《良心》《忠孝家庭》《父亲的儿子》《维持风化》《英雄美人》等等，以表现家庭题材参与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社会问题探讨与改造的潮流之中。这些剧本由于受欧美经典戏剧的影响，其主题大都聚焦于新兴文化思想以及封建家庭伦理的矛盾对立斗争，注重对深层伦理关系的发掘，特别是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主仆关系、夫妻关系、妻妾关系等等，通过辛辣讽刺的笔调嘲讽了那些道貌岸然、虚伪无耻的家长、族长，以及封建礼教纲常的虚伪、腐朽和落后。如《幽兰女士》中幽兰的父亲丁葆元，是北京城里一有名的阔人，为了能巴结上身边的达官贵人，以唯一的女?夯樵甲魑?筹码先后两次许给人家，女儿的婚约就是用来为自己官场前途进行利益交换砝码，而且是尽可能利益最大化的砝码，所以他明知女儿有意钟情于大学教授汪惠卿，却拼命反对，最终导致了这对“有情人”以悲剧收场。《骆驼祥子》中虎妞的父亲刘四爷，同样也是一个唯钱是命的父亲形象。他觉得“虎妞是这么有用”：善于管账和打理车厂，生活也很俭朴――“她总是布衣布裤”，所以对于视钱如命的刘四爷来说，“他实在不愿她出嫁”。尤其是要嫁给一个“臭拉车”的祥子，在刘四爷看来，祥子无非就是想倾吞家产，这比要他这条老命还可恨！ 　　即使是30年代的曹禺、巴金、老舍等作家，他们仍继续沿着五四时期的这种思想路径，对封建家庭专制展开了持续而猛烈的抨击。在巴金的《家》中，高老太爷作为统驭高家一切的大家长，他毫不掩饰地说：“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就要怎样做。”所以，他在其专制王国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他的意志代表的是最高权威与法律。他不仅造成了鸣凤和梅的爱情和人生悲剧，其亡灵还造成了善良贤淑的瑞珏之死。曹禺的《雷雨》中，也诉说着家庭专制带来的悲剧。周朴园本质上是“地狱般”的周公馆里另一个“高老太爷”，曹禺说周朴园的话，向来是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他为了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不惜摧残他人的个性和幸福。纵观新文学中反抗家长专制的启蒙话语，我们发现新文学作家们借助于思想启蒙的权威去构建其自我言说的体系，无所顾忌地去反传统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