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苏州大学） - 国立中央大学人文中心.doc

1927－1937年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 王国平 方旭红（苏州大学） 摘 要：1927－1937年，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在中国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兴起了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当时，建设“住宅都会”、旅游城市成为苏州各界的某种共识；城市的旅游功能，在苏州的城市规划中被有意无意地突出。为“吸引游客”， 苏州有关方面修建了联通各风景区的交通干道，开辟旅游线，并着手整理名胜古迹，增辟新的景点。苏州这一城市建设思想与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27－1937年间，在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十年建设，十年生聚”时期，中国部分地区，比如国民党根本重地江浙一带，出现了初步的城市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苏州市以及随后的吴县有关方面，曾设想把苏州建成著名的旅游休闲城市，并以此为指导，规划城市发展、进行市政建设。本文试对此作出探讨，请方家正之。 一、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的兴起 所谓城市功能，一般来说，“是指城市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承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城市功能是综合的，有主要功能和非主要功能、基本功能和非基本功能之分，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城市基本功能密切相关的城市的主导功能，它是“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集中地向外释放其最大能量的功能”，是“一定时期内”“决定该城市性质的主要因素”。城市的主导功能以“城市的主导产业或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支柱产业”为物质基础。与主导功能相对应的，是城市的基础功能，它“为主导功能配套和服务”，“其物质载体是配套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性质如何，是工业城市，还是商业城市、交通城市、旅游城市……取决于该城市的主导功能；一个城市如何规划、如何建设，需要以其主导功能为指导，城市基础设施要服从、服务于其主导功能。 中国虽然很早就产生了城市，但近代以前，却缺乏对城市功能和城市规划的自觉认识，既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城市功能的著作，也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书籍，有关思想萌芽，只是散见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之中，零乱分散，不成系统；并且，中国古代的城市，其主导功能也多局限于政治或军事领域，即使以工商业闻名的通都大邑，其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也多依附于其政治或军事功能，对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建设实践，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古代的城市，“政治都城的发展最为成熟和军事重镇的发展数量最多”，城市规划总是“以天子为中心、充分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统制平稳有序”这一“主导思想”，并且充斥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风水八卦等封建迷信观念，城市建设也以体现封建等级观念、或者军事防御为旨归，缺乏科学性、实用性和整体美感。 近代以降，随着西力东渐，中国城市的这种状况开始逐渐改变。一方面，西方国家迥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模式，在实物形态上给国人以巨大的震动，使得国人直观地感受到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先进性，进而使得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产生学习、效仿的激情和欲望。这可从康有为的早期经历得到印证。1879年，年仅22岁的康有为“薄游香港”。他对于英人统治下的这个城市所呈现出的“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的状况大为赞赏，感叹“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由是遂“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走上宣传维新变法之路。另一方面，伴随着坚船利炮和富足生活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也夹带着他们的城市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下的城市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使得国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考察城市功能，规划城市发展。駸至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已经悄然兴起，蔚为风气。表现为： 其一，对城市的性质、功能，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空间布局有了全新体认。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精神教父的孙中山就十分重视城市的经济功能，主张“从制造业下手”，使城市“商业兴旺”，并强调城市规划要因时因地制宜，充分体现人性，“考察人民习惯、营业需要，随时加以改良”，城市空间布局要注意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的功能区分和空间区隔，“务使居人得其安适”。民权人士杨杏佛则认为，“改进市政，为建设新中国之一端”。左莽德主张“改良城市”，认为“我们国家的文野，社会道德的升降，宗教的利害，子孙的贤不肖，皆随着城市而定”。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长的薛笃弼也认为，“市政为文化精神之表现，市政办理良善，则一切政治、文化、风俗、教育，均随之而优良，换言之，即代表国家文明也，然后此精神，推之于镇村，则文化亦随之而逐渐发达”。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怆把城市的构成要素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部分，并认为城市“精神的”部分重于“物质的”部分，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普及教育、解决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培养城市“精神”。社会学家吴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