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判需要实质性公开.docVIP

司法审判需要实质性公开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这是继1999年最高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后，第二个就审判公开问题由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 《若干意见》指出，司法公正应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高效应为“能感受的高效”，司法权威则是“被认同的权威”，审判公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 一方面，新司法解释表现了最高法院对审判公开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多年以来，我国司法的审判公开在执行中并不理想。 审判公开的六大制约 综观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影响审判公开的因素大概有六个方面： 首先，是旁听证制度的公民旁听公开审判的限制。目前，普通公民要进入法庭旁听，必须申领旁听证。而我国的宪法、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并无涉及“公民旁听公开审判案件须得到法院许可和批准”的内容。 公开审判的基本含义是：只要遵守法院管理制度，遵守法庭秩序，任何公民应无障碍地进入法庭旁听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显然，旁听证制度是针对想参与旁听的公众，设置了一道审查和许可机制，并由此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法院允许旁听的对象是否会有所选择？有所选择意味着一部分公民可以旁听，另一部分人不被允许，这就严重违背了审判公开原则；二是许可同时意味着不许可的存在，而后者的法律依据何在？法院在许可和不许可公民旁听的问题上拥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三是没有设计相应的救济制度。 相比中国大陆公民，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要想获得旁听资格，还须经过另一层审批，即高级法院外事部门的许可。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审判过程须向所有的人公开。换言之，既为公开审判，就不应限制国籍、性别、身份以及年龄。事实上，旁听证制度既背离了公开审判的基本原则，也对中国司法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其次，对媒体参与公开审判的限制。 公众无障碍地旁听和媒体无障碍地报道，是公开审理的两个基本要求。如果说公众旁听是一种监督，媒体报道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监督。而目前，中国的法院在普通案件的审理中，对媒体报道实行双重审批，即除旁听证，还要法院宣传部门的审批。特别是涉及影响重大和案情复杂的案件，法院往往以此为由拒绝媒体的报道。最近的案例如郑筱萸案件的审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被拒之法庭门外。 我认为，越是所谓“影响大和敏感”的案件，公众关注的程度就越高。一旦缺少媒体对案情的披露和报道，公众难免会有无限联想和猜测，更可能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实践说明，越是这类“重大敏感”的案件，越需要作为社会中介力量的媒体予以充分报道，体现司法的公开度和透明度，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因此，倡导公开审判，首先应从社会影响大的案件着手，真正实现公开审判，并给予媒体平等和充分的报道机会。 第三，决定审判公开与否成为人民法院的“特权”。 没有把审判公开当成控辩双方的权利，这是目前中国法院在理念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审判公开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获得公开审判，应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非仅仅由人民法院自主决定即可。非常不幸的是，常年来，法院一直将决定审判公开与否当成自己的“特权”，背离了公开审判的基本理念。 公开审判是公正审判和诉讼当事人辩护权的保障。一个案件只要符合公开审判的条件，媒体和公众就有无障碍旁听的权利。 第四，判决书的公开流于形式。 法律规定，即使是非公开审理案件，其判决结果也必须公开，而判决结果的公开实际上意味着判决书的公开。目前，传统的审判结果公开模式已经落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判决书上网事实上已经成为审判结果公开最好的方式。 第五，裁判文书不说理。 目前，裁判文书不说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表现有三：一是裁判文书对争议点的列举往往有所取舍，并非客观全面列举；二是裁判文书对事实认定过程的表述，只是将证据进行简单罗列，缺少逻辑推理；三是不采纳一方意见的理由，特别是辩方意见，往往以“辩护方的辩护意见没有法律支持，本院不予采纳”一言以蔽之。而在一些案情敏感、被告人身份特殊的案件中，刻意的隐瞒必然会造成公众对法院公信力的怀疑。 第六，开庭审理只宣读笔录，缺乏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 以刑事审判为例，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审完，其中不乏死刑案件。法庭上宣读的通常是侦查人员事先的笔录，或部分宣读，或摘要宣读，甚至不宣读，只归纳了之。这种方式，理论上称为书面的、间接的审理方式。与之相对的，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强调的直接、言辞的审理方式。现代的审判理念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给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机会。试想，无一证人出庭，对证人证言的审查能做到公开吗？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不出庭的裁判方式与秘密审判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