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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工读教育之未来[摘要] 工读教育作为教育矫正问题青少年的重要形式在当前面临尴尬境地，在教育形式和招生方式上未能及时适应社会形势做调整是其主要原因。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工读学校招生方式应当实现司法强制化；教育形式应当实现多样化，避免片面强调半工半读、职业教育。同时资源配置上的特殊化对待也是工读教育在新时期发挥其教育矫正、挽救未成年人作用所必须的保证性条件。 [关键词] 工读教育；宽严相济；时代变革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的提出 在犯罪学的视角之下，工读学校是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创建的以“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为目的的犯罪防控形式。1967年至1977年间由于历史原因，各地工读学校一度停办，1977年恢复。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工读教育面临着众所周知的尴尬局面。据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2003年10月的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的72所工读学校中，在读生饱和度达到100％的仅占26.6％，在校生饱和度达不到50％的占到33.3％。[1]另据教育部的统计，截止到2005年，全国仅有工读学校82所，在校学生7452名。除北京、上海、辽宁三省市的工读学校布局基本合理外，其他大部分省市只有一到两三所，还有10个省没有恢复或建立工读学校。 近年来，由于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而我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惩罚矫治措施相对不完备。因此出台工读教育立法的呼声日高①。据2006年8月25日《侨报》的报道，中国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中决定增加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置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学校，也就是“工读学校”。其实，工读学校的衰落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日趋严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矛盾。一方面是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提升，另一方面是工读学校生源急剧下降，两者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正是此矛盾催生了工读教育立法的需要。但是笔者认为，工读教育的立法化需要首先解决一系列的前提性问题，如工读教育是否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相符合？工读教育体制应该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作必要的完善设计？第二个问题具体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工读教育的招生模式问题；二是工读教育的教育管理方式问题；三是工读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如教育经费、教师配备等问题。如果不首先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合理化的、经过广泛论证的设计，立法将是草率的。 二、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视角 2005年12月，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政策。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高调提出，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显而易见的指导作用。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本身做必要的阐述。根据马克昌教授的分析，所谓宽严相济，其内容可以归结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2]实际上，所谓宽严相济的政策性要求，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具体表现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已经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进行了表述，是否有必要用一个新的名称重新表述之前已经存在的政策呢？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黄京平教授的观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简单的名词置换，其是我们处在新时期，而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就刑事法律如何保持社会良好运行状态所作的新思考、提出的新理念，其背后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和实务价值。具体而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侧重点在于“宽”，体现了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理念。[3]宽严相济，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济”。这里的“济”是指救济、协调与结合之意。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于犯罪应当有宽有严，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换言之，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语境中，既不能宽大无边或严厉过苛，也不能时宽时严，宽严失当。在此，如何正确地把握宽和严的度以及如何使宽严形成互补，从而发挥刑罚最佳的预防犯罪的效果，确实是一门刑罚的艺术。[4] 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对于纠正之前的刑事政策所存在的片面强调“重重”的倾向，同时引导司法实务和理论界积极探索宽严互补、宽严协调之道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笔者将在这种“宽缓优先，宽严互补”的政策引导下展开对上述问题的探索。 三、工读教育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2005年前后，163论坛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彭慧琴”的文章“工读学校关门越早越好”，一度引起了网络上的热烈讨论。该文章认为，工读学校，是正常教育失败的产物，是一块治标不治本的止痛膏，这样的止痛膏贴得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