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复性司法理念下青少年犯罪矫治.docVIP

论修复性司法理念下青少年犯罪矫治一、修复性司法的具体内涵 “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罪行给被害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或者引发的伤害。”[1]修复性司法除了社区矫正功能以外，还能通过犯罪加害人、受害人、社区三方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受害人的补偿及犯罪行为人应当负担的责任，修复社区秩序与缓解加害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所以，修复性司法相对传统的报应刑思想及短期自由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具体而论，修复性司法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受害人与犯罪加害人间的调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在训练有素的仲裁员或社会服务人员协助召集，在安全的场所内，受害人与犯罪行为人可就犯罪行为产生的物质损害后果及对受害人的身体、精神伤害进行对话协商，以消除受害人的愤怒、心理伤害并使加害人进行反省与悔罪。[2]自1978年美国印第安那州制定专门的修复性调解计划后，欧美很多国家、地区设计调解模式来缓和犯罪人与受害人、社区间的紧张对立关系。根据美国学者安伯瑞特（Umbreit）的实证调查，经过协商调解后，被害人的满意率可高达75%. [3]此种调解多由私人非营利性机构主持，以“转向”（除罪化）的刑事政策来调解、处分轻罪案件。 （二）家庭协商会议（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与通常的居中调解不同，家庭协商会议的参与人数更多，调解人也可以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但适用对象限于少年犯罪（轻罪）。不仅犯罪行为人、受害人的亲朋可以参加，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学校教师以及其他社区成员均可参加协商会议。在家庭会议召开前，必须由加害人自愿承认犯行，否则只能通过正式的司法程序进行。家庭会议通常是先由犯罪行为人描述犯行，再由每一参与人叙述所遭受的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在经过周详的讨论后，由受害人提出补偿的具体请求及所需的协助。最终由所有参与人签署协议后，加害人根据协议履行相应的责任。[4] （三）量刑圈（Sentencing Circle） 所谓量刑圈，是指在社区司法中由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等多个成员参加的量刑会议，量刑会议决定视同正式的刑罚（犯罪行为人会留下前科）。量刑会议起源于古印地安土著的公众裁判会议。美国以量刑圈来处断行为人，既可以顾及少数裔的文化及习惯，又可以在量刑程序中充分听取受害人的正义诉求以及社区成员的意见，以实现维护社区公共安全的目的。[5] （四）社区修复委员会（Community Restorative Boards） 美国有些州有专门的社区修复委员会来进行协商司法，首先由社会选任具有公责心且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员组成，由社区选任的委员与犯罪行为人进行面对面协商后，制定出一整套的赔偿及修复计划。犯罪行为人在协商后承诺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社区修复委员会可进行监督并向法院提出有关修复状况的报告。加害人与受害人是否达成协议，可以构成法院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修复性司法理念下的少年犯罪修复 少年犯罪的原因与社会转型、集体意识、家庭文化等诸因素相关，报应刑思想不但不足以消除少年犯罪，还会因刑罚的严厉性而使不良少年带上“犯罪标签”。所以，为了避免刑罚对少年犯罪人的“犯罪标签化”效应以及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刑事司法对少年犯罪人应当侧重于矫治及社区关系的修复。 （一）对少年犯罪进行社区修复的必要性 由于特定的身心、年龄、现代资讯等因素，少年犯罪的原因与成年犯罪有相当不同之处。少年的身心成长历程往往充满了若干不确定因素，既使少年犯罪人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物质与精神损害，仍可以通过一定的社区矫正及协商修复来重塑少年的行为偏差及心理，使少年犯罪人能够及早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从西方各国少年犯罪学的发展动向来看，后现代犯罪学已经超越古典犯罪学而取得一席一地。[6]对于成长中的少年而言，现代社会虽是资讯相对发达的社会，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充满了多面向的矛盾，成长少年在判断力及认知力上的不足会使其在后工业化的社会中“盲从”或产生“失范”。简言之，少年犯罪的原因往往与少年认知能力及社会变迁对少年的忽视甚至道德上的冷漠相关。少年群体中的“亚文化”、“亚社会结构”很可能与特定社区内的主流文化、价值产生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存在，现代社会中其实是难以避免的。所以，传统的报应刑只能强化公众在公共安全上的暂时的安慰感，而无力消解少年犯罪的真实动因以及使犯罪少年进行真正的社会复归。现代社会的变迁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各种不确定因素也会诱发少年犯罪。个体的少年如果在社区关系、现代社会多元价值、同辈群体盲从等现代资讯中迷失了方向，由社区对其进行必要的人际关系修复以使其重新找到人生前行的轨迹更能事半功倍。 （二）对少年犯罪进行社区修复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