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图书馆合理使用3.ppt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图书馆合理使用权 书生公司 王东临 1991年6月 《著作权法》生效 图书著作权属于作者 出版社只享有出版合同约定的专有出版权（即纸质图书的独家经营权） 合理使用权（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第二十二条第八款：图书馆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第二十二条第六款：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 1997年3月 书生公司在国家图书馆召开研讨会，孙承鉴馆长在会上介绍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情况 国家版权局官员应邀出席 书生公司第一次为数字图书馆和版权搭桥 1998年12月 书生公司与北大知识产权学院联合召开“数字时代版权问题”研讨会 国家版权局许超司长、创办中国首个知识产权法庭的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宿迟院长、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胜利教授、国家图书馆有关人员出席 第一次专题讨论数字时代给版权带来的影响并初步涉及海量版权授权方式 2001年10月 《著作权法》修订，增加信息网络传播权（第十条第十二款）：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第五十八条）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迟迟未能制定所导致的法律不确定性，对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造成了极大困扰 图书馆合理使用权是否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 教学科研合理使用权是否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包含三个要件：公众、个人选定的时间、个人选定的地点，局域网内传播是否可以视为不符合第三个要件从而不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 蒋志培大法官划定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大法官2001年就图书馆合理使用权问题明确表态： 图书馆为了公众利益可以在图书馆的借阅读者范围内提供在线浏览，也就是说，可以在图书馆一定范围的局域网络中上载，不认为是侵权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擅自超过范围上载因特网 此种处理方法，是兼顾了公众与作者权利的办法 版权纠纷困扰数字图书馆 2002年，著名刑法专家北大陈兴良教授状告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胜诉 该案是数字图书馆领域最有名的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具有很强示范性 由于此案影响极大，法学界以为数字图书馆都是像中国数图公司那样商业运营的，误解一直延续至今 该案沿用王蒙等六作家案的赔偿标准，以千字稿酬为计算方法，不符合《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法理上也不符合中国实行的“填平原则” ，是其负面影响之二 超星数字图书馆被多次告上法庭，立案超过两百件，总标的约千万，版权纠纷对数字图书馆的侵扰开始蔓延 2003年4月，2000多家期刊杂志社状告重庆维普侵权并胜诉 22位专家学者状告清华同方期刊侵权 2004年12月，北大、清华等11家单位状告重庆维普侵权并胜诉 书生与七学者互诉侵权案 郑成思、唐广良等七学者受他人误导，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以虚假事实状告书生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 书生公司据理力争，争取到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先后组织江平、江伟等法学泰斗和新浪CTO、中科院软件所等权威技术专家对相关证据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证据纯属人为伪造 在如何应对背后操纵此案的竞争对手时，为避免将中国数字图书馆事业带入破坏性局面，书生公司克制了报复对手的念头，尽量保持忍耐 书生公司手里证据足以状告该公司数千次，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做破坏产业环境的事 书生仅仅是起诉七学者侵犯书生软件著作权，七学者则在法庭答辩时称“软件只要没有技术措施保护就人人都可以任意使用” 良性竞争 2003年，时任中关村IT协会副理事长的书生公司组织召集相关厂商，探讨开展良性竞争、维护产业环境问题 版权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 由于各厂商想法不同，未能延续 2003年 国家版权局打破专家闭门造车的立法方式，开始倾听技术界和产业界的声音 7月底到8月初，国家版权局全体成员在怀柔与书生、新浪、网易等知名企业和专家学者封闭开会研讨 超星法律顾问、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唐广良在会上提出“为了严格保护版权，把全中国网站都关了也没关系”的论调，书生公司当即严词反驳 经过会上和会下的多次沟通，国家版权局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需求和困扰有了一定程度了解 2004年2月 书生公司基于对国内外版权理论的系统性分析和多年的产业实践撰写《数字时代版权授权方式及立法建议 》论文 系统分析了数字时代在版权需求方面与工业时代的本质性差异 系统总结分析了各种授权方式的优劣 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授权要约模式 被收入国家版权局主编《数字技术与著作权：观念、规范与实例 》一书 2004年12月12日 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办34号文） 34号文是国信办大力推进下出台的，得到国家信息中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