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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社贷款定价现状及对策分析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现状 贷款定价的组织管理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县（区）农村信用联社应制定人民币贷款利率定价管理办法，设置贷款定价管理委员会对联社利润目标进行分配，并以此为依据审定贷款定价政策和定价授权方案；设置计划信贷部作为贷款定价的管理部门，负责传递利率政策、草拟定价政策和定价模型；同时，通过财务部门来核算当年贷款的资金成本、贷款的管理费用、税赋成本以及应由本年度分摊的历史亏损额，结合信贷管理部提供年度信贷投放规模、结构、客户风险和同业竞争等信息，按照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结合各县（区）实际，以贷款主体和期限、贷款种类、担保方式等为标准，制定贷款利率的浮动办法，确定各时期具体的贷款利率，在报人民银行批准后下发给各基层信用社执行。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尽管农信社基本上都制定了贷款定价管理办法，但是能够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进行定价的联社却少之又少，最常见方法仍然是由联社主任或领导班子参照省联社在利率方面的要求，结合联社以往利率水平和经验判断来确定最终贷款利率，然后下发给各基层社执行。各基层信用社作为贷款的直接发放者并没有决定贷款利率的权利，在发放贷款时，严格按照县（区）联社规定的各类贷款利率，根据贷款人的风险、贷款性质和担保抵押情况等，对应贷款利率管理办法确定每笔贷款的具体利率水平，不得随意变动。此外，出于防止资金由于利率原因跨区域流动、加强对下级信用联社的控制与管理等原因，也有很多地方由地市一级的信用联社或省级信用联社来确定不同时期的贷款利率水平，由下级信用联社执行。 由县联社或者省级联社根据历史经验制定贷款利率并由基层社遵照执行的方法操作简单，不需要在贷款利率的决定过程中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加强对下级信用社的控制和国家通过利率来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的实施，同时也能有效维持贷款利率和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且以历史利率为参考来决定贷款利率水平还有利于实现利率的延续性。但是，由于贷款利率的制定过程中缺乏完善的组织体系，没有相应的定价部门和机构，对贷款定价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管理程序，对利率的确定也以历史经验为主，导致贷款利率的决定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所制定出来的贷款利率不能充分实现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对称。同时，由上级联社严格控制贷款利率的做法也导致利率的灵活程度不足，无法及时有效地根据农村信用社、贷款主体和贷款性状的变化来调整贷款利率。 贷款定价的模式分析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尚未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利率，人民银行只是给予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一定的浮动空间，尽管在我国各省份之间以及省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模式都不尽相同，但各地区的贷款定价模式基本上都是以“贷款利率=基准利率*（1+浮动幅度）”这一模式为基础演变而成，根据在具体指标的选择和浮动幅度方面的差异，目前农村信用社较为普遍采用的农村贷款定价模式有以下两种： “一浮到顶”模式。即实际贷款利率=基准利率*（1+人民银行允许最大上浮幅度），此处的基准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而最大上浮幅度是指人民银行给予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如2007年12月21日人行公布的6个月到1年期的短期贷款基准利率是7.47%，而当时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允许的浮动区间为[0.9，2.31]，按照这一模式定价，则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的利率为7.47%×2.31=17.26 %。 这一模式是在利率浮动区间刚刚放开时，农村信用社为了充分利用利率浮动政策，实现提高自身效益、改善经营业绩普遍采取的模式，该模式操作简单，能在不增加定价成本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收益，被很多农村信用社采用，对改善农村信用社效益，推进农村金融市场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利率浮动上限的升高，承受能力有限的农户利息负担加重，一些地区农民出现“厌贷”现象；存贷款利差加大使得盈利空间扩大，受利益驱动影响，农村信用社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在农业风险无法有效分散的情况下，潜在的信贷风险加大；高贷款利率还导致一些贷款主体的道德风险，将贷款投资于高风险项目，加大了信用社的贷款风险；一浮到顶的贷款利率直接加重了农民贷款利息负担，增加了农民种粮成本，农户多支付的利息抵消了部分农业直接补贴，大大削弱了国家政策效果。于是，这一模式逐渐被抛弃，虽然目前仍然有部分定价能力较弱的农村信用社采用这一模式进行贷款定价，但很少再一浮到顶。 “适度浮动”模式。差异性适度浮动模式是对“一浮到顶”模式外的其它现行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模式的总称，可定义为：农村信用社针对农户、个人、企业等不同贷款主体，根据贷款期限、担保抵押方式、风险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对各不同类型的贷款确定适度利率浮动幅度的定价模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