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商业银行法律制度.docVIP

如何完善商业银行法律制度我国自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行以来，以此为核心的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得到发展，尤其是2003年《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颁行后，规范商业银行活动的各种规章制度得到迅速发展，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但是，反思现行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体系，其中不足和缺憾仍然不乏，值得立法机构和监管当局关注。 商业银行法律体系现存不足 我国商业银行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在法律之间的协调、法律制度的选择定位等方面仍有诸多不足，期待今后立法的完善。 首先，基本监管法律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仍有不足。《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虽然构造了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及监管体制、措施的基本架构，但是该法与《商业银行法》的衔接以及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协调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承担了诸如结售汇业务、反洗钱有关监管职能，并且还对贷款业务保留了制定监管规章的职能，在这些领域中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职能的区分上缺乏清晰、有效的界限，不仅导致商业银行守法的不便，而且容易发生执法机构之间的冲突或者执法空白地带。鉴于此，笔者认为设计专门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不如将其与“商业银行法”统一起来制定“银行业法”，并可解决现行法制体系在“政策性银行”和“非商业银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银行业法”来系统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银行业监管机构。 其次，基本监管法律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管制，从《商业银行法》的基本结构可见一斑。《商业银行法》第一章确立的第4～10条的原则性规定中，绝大多数为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及协调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作出原则性要求，这种设计也为后面的具体制度选择取向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第三章“存款人的保护”中绝大部分条文、第四章“贷款和其业务的基本规则”的多数条文都是对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私法关系的规制。笔者并非完全否定《商业银行法》对私法关系作适当规制，但是这种偏重司法关系规制的立法取向，反映了立法者试图通过严格规制私法关系来实现监管的目标，容易导致监管权力侵蚀私法权利，并进而伤害金融市场的效率。另外，正因为这些条文比重较高，使得仅有九十余条的《商业银行法》很难系统而全面地构筑真正有助于监管目标实现的规则体系。从德国《银行业法》的框架来看，该法第一部分界定了信用机构的法律意义及联邦金管局的法律地位；第二部分“关于信用机构的条款”仍然是法律赋予信用机构的“公法性义务”，诸如自有资本、信用机构集团的自有资本、清偿能力、对投资的限制、大额信贷、信用机构集团发放的大额信贷、近亲信贷、对近亲信贷的申报义务、责任条款等等，即使其中的“存款业务”也是法律赋予信用机构的强制性义务；第三部分“对信用机构的监管条款”，属于公法性的规则；第四部分“特别条款”，主要处理监督局监督与其他监督及在外国注册之后的监督等问题；第五、六部分“处罚条款、罚款条款”、“过渡条款和最终条款”等多属公法性规则。日本在1981年的《银行法》及其配套施行令也很少对私法关系作出规制。法国1984年《银行业法》虽在第四、五章分别规定了“信贷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及“对企业贷款的发放”。但从内容上来看，第四章只有两个条文，仅提及活期账户的开立问题及授权咨询委员会研究信贷机构与客户间的关系及有关建议，而未直接针对具体的私法关系。第五章第60条原则性规定了信用机构对企业的贷款安排的履行问题，第61条则针对贷款接受人的债权之转让问题，这两条属私法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象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地自治性处理，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 再次，《商业银行法》在中国商业银行法律制度中有着根本性的地位，该法已经经过了十余年的施行，其内容残缺和局限性已经日益凸现，亟待完善。尤其是在外资银行（含外国银行分行）监管、我国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监管、商业银行的市场退出等方面的缺漏更为明显。《商业银行法》仅原则性地规定“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种安排使得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及外国银行分行的监管有了相对独立的规则体系，其结果容易引发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待遇上的差异化，并可能违反相关国际惯例或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中外资商业银行有关事宜尽可能统一在一个法典中进行规范。 提升基本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之间的协调 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