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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袁文斌小小投资演绎百万回报袁文斌，29岁。山东博兴汉子。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雕塑工作室。十三年前，就跨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投奔京城里有个雕塑工队的本家叔叔。当时的他，和京城里无数个民工一样，除了希望，一无所有。 袁文斌：“剪票口一出来，感觉到北京站以前的特别多的霓虹灯，大城市大都会嘛，这就是北京，太好了。” 然而，一走进叔叔的工队所在地通县，刚兴奋不久的袁文斌开始失望了。 袁文斌：“这不是农村吗，还不如我们县城，刚开始感觉挺好的，最后怎么是这样呢。” 通县位于北京的东郊，当然不能同袁文斌看到的繁华市区相比。而叔叔的雕塑工队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袁文斌渴望城市的心感到一阵失落。安排工作时，从没接触过雕塑的袁文斌被分为小工，从给人端盆洗盆和泥巴开始做起。一个月只有一百块钱。 袁文斌：“那时候我16、17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几个月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兜里的钱也不多了，叫到外边的自由市场买了蒜，几毛钱一斤，或者是自己买几个馒头。” 生活艰苦可以不说，别人的白眼让袁文斌心里更难受。当时，工队里领班的大工怕袁文斌学会手艺抢自己饭碗。 袁文斌：“他不让我学上石膏，当时年轻吗，一气之下说了一句很傲的话，我说我不可能翻石膏，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我要玩泥巴。” 一个不让学，一个偏要学。做雕塑必须先要会焊架子，袁文斌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电焊。 袁文斌：“当时看了一下午，晚上眼睛就疼，睡不着觉，眼睛里面像灌了铁沙子一样，趴在床上，弓着腰，两只手捂着眼睛，流了一晚上的泪。”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我们叫眼里面有活。比方说，雕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北方比较干燥，他就马上给你喷水，保持泥塑的湿润性。 ”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这个时候我跟他讲，你可能需要到美院去学一学。” 袁文斌：“我觉得必须要上学了，你干小工一辈子有什么出息。来到北京了要圆自己的梦。” 喜欢上雕塑的袁文斌梦想着通过上艺术院校进修来改变命运。于是，95年中央工艺美院里的雕塑制作专业招进修生时，20岁的袁文斌坐不住了。 袁文斌：“白天晚上有活人家不加班，我也加班，因为我觉得我要上学，我要多挣钱呀。 可进修的学费，又怎能是一个小民工能够轻易拿出的？” 袁文斌：“我自己攒了七八百元钱，再说我还有从老家一起来的，我就跟他们借了点不到1500元钱。不够，学费是3500元钱。” 无奈之下，袁文斌只有向叔叔张口借钱，但叔叔并不赞同他的想法。 袁文斌：“当时从小庄坐382（公交车）。车票是八毛多钱，他坐在前面，我没钱，我以为他能给我买票呢，到下车的时候，人家售票员把我喊住了要查票，他只有买他的一张票。车上人觉得咱穿的破烂的，是农村的孩子，人家都是蔑视的眼光看你……” 袁文斌：“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在大城市里没有钱寸步难行。所以说我上学的愿望更强烈了。” 只有靠自己，袁文斌不再开口向任何人借钱。可是眼看离招生期限快到了，剩下的1000多怎么办呢？袁文斌只能豁出去了。 袁文斌的昔日工友 木海勇：“他准备上学，没有钱上学，然后去卖血。” 袁文斌：“马上再有两三天就不招生了，我很着急，正好学校有义务献血，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听说能拿1200，那对我可是钱呀。” 仗着年轻力壮，袁文斌用卖血的钱凑够了学费。 袁文斌：“血站那边给了我们吃的，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包榨菜，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后来才知道，事后听说他卖血这个事，我当时，有点复杂，有点难受。应该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帮一帮。” 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文斌靠自己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和叔叔商量，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用打工换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开始了半公半读的生活。可叔侄的感情却依然没有缓和，只有另一个叔叔的关心带给他一丝温暖。 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过去。三年进修快要结束了，98年毕业时的那个秋天，23岁的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 袁文斌：“毕业以后，心气很高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呢接不着。” 袁文斌的妻子 胡媛：“状态比较低沉，主要的经济来源都靠我。” 三个月之后，袁文斌再也呆不住了。他开始动手，靠给自己和妻子做雕像来打发日子。 这半年的现实生活大大打击了袁文斌的心高气傲。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客户。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终于，99年的春天，老师给他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单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 胡媛：“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