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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小额信贷组织发展方向探索山西临县扶贫性基金组织的发展状况及运作效果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是国家级贫困乡镇，自然环境恶劣，农民主要靠种植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维持生计。2007年底，该镇共有农户4342户，人口15102人，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112元。当地有很大一部分农民连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如购买种子、化肥，甚至就学、就医的资金都筹措不到，对小额信贷的需求十分强烈。但当地农信社信贷业务发展十分缓慢，信贷投放量明显不足，与农村信贷需求差距甚大。以湍水头镇农村信用社为例，到2008年3月底，该社各项存款余额为1843万元，各项贷款余额为904万元，存贷差额大都填补了亏损的漏洞。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1年，各项贷款基本维持在350万元左右，2001年的不良贷款占比高达95.7%。 1993年9月，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办了具有扶贫和信贷双重功能的小额信贷组织――民办扶贫基金会，为解决农民困难，缓解贫困农户的信贷需求进行了尝试。2003年9月，茅于轼先生在总结龙水头基金会运作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湍水头镇另外两个村湍水头和小寨上设立了两个基金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三个基金会的基金规模由成立之初的2万余元，发展到2008年3月底的112万元。三家基金会贷款余额108万元，累计发放3352笔，金额882万元。其中湍水头基金会贷款余额达到66万元，累放笔数1338笔，累放金额598万元；龙水头基金会贷款余额达到18万元，累放笔数1577笔，累放金额198元；小寨基金会贷款余额达到24万元，累放笔数437笔，累放金额86万元。三个基金会的贷款回收率都在95%以上，基金会收支相抵后略有盈余。 湍水头镇三个基金会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第一，通过小额信贷这种全新模式，缓解了当地村民的资金紧张，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生产、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改善。第二，基金会依靠信用发放贷款，不需要抵押和担保，这一小额农贷特点适应了农村居民紧急、小额和分散的需求，切实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第三，弥补了农村金融组织支农资金的不足，打破了农村信用社在当地的金融资源垄断格局，满足了低收入农户对资金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有金融退出县域经济后形成的金融真空。从1998年到2001年，当地农村信用社没有新增贷款，直到2008年6月，农信社贷款余额才增加到904万余元，而扶贫基金会在当地投入资金100万元，相当于为三村农民人均增加可用资金500元，有效地起到了支农资金的补充作用。第四，有利于规范当地金融秩序，抑制了高利贷行为。据调查，当地的高利贷利息2001年时为月息5%至10%，而目前月息2%至5%，扶贫基金会的“输血”机制无疑对当地农村的金融稳定起到了作用。第五，增强了村民应对突发事件和抗风险的能力。第六，增强了村民的诚信意识和市场意识，村民的自身素质也得到很大提高。 基金会运作特点及发展趋势 第一，贷款小额度、短周期。该基金规定，凡申请贷款，每笔一般在几百元至一千元人民币之间，最多不超过五千元，期限一般在六个月至一年，最长不能超过二年。之所以限定为小额度短期贷款，是基于基金所在地是贫困地区，村民绝大部分都处于贫困状态，家庭底子薄，没有信贷经验，难以从事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只适宜从事风险小、易操作、周期短、见效快的小型项目的实际考虑。以贫困户为例，此类村民一般将资金用于家庭种植业、养殖业的垫本支出和后续支出，还有的是为外出打工、做小买卖筹措费用等。这些小型借款一般所需贷款金额不大、期限不长，村民还本成功率较高，而且贷款成功后，信贷的示范效应也随之显现出来。 第二，贷款无需担保和抵押。 基金会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贷款，不需要财产抵押和他人担保。从组织者角度分析，基金贷款本身具备福利性质，信用约束不是很强。从农民角度分析，由于贫困和小生产经营的特性，农民缺少抵押物，同时也得不到外界的担保。基金贷款由此深受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欢迎。 第三，基金规模小，贷款范围小，道德约束性强。三个基金以村为单位相互独立，各自负责所在村的小额信贷。由于村的范围小，农户数少，农户之间相互比较了解，基金会在审查贷款时能够做到全面、可信和充分，严格的贷款制度相当于对贷款进行完整的可行性论证。贷款农户之间也能够自愿进行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使贷款风险降到了最低，并能按时收回，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在贷款总数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使较多的农户获得贷款，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另外，由于贷款范围较小，以下措施很容易执行，使道德约束得以强化，保证了贷款的安全：一是贷款对象以家庭为单位执行，家庭成员联合签字。二是贷款和借款者的信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