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子丹兮蕉黄”.docVIP

“荔子丹兮蕉黄”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十月五日,柳州刺史柳宗元卒于柳州。①好友溘然长逝,韩愈十分悲痛,先后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三篇文章(下引文字出此三文不注)悼念逝者。《祭柳子厚文》(下称《祭文》)作于是年韩愈自潮州赴袁州任所途中。《柳子厚墓志铭》(下称《志铭》)作于次年,时韩愈任袁州刺史。《柳州罗池庙碑》(下称《庙碑》),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时韩愈在京师长安任吏部侍郎。 对一位亡友,韩愈三度深情撰写悼念文章,韩集中独无仅有,而三篇文章既自成系统又别具一格,堪称古今悼念文章之绝唱。 三篇悼念文章情感上深情一律。这种深情,主要表现于贯串三文的哀痛、同情、惋惜种种情绪之中。 柳宗元窜逐南国,中年病亡,尤令人哀痛。《祭文》作于惊闻噩耗之际,“子之中弃,天脱?羁”,对柳宗元的中年辞世,《祭文》以天脱羁绊、宇宙崩溃为比,高扬子厚经天纬地之才,表达自己极度震惊之情。柳宗元病逝之时,子女尚幼,“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志铭》对柳氏身后之事的记载,笔墨间流露出深切的悲情。《庙碑》则借柳民之口表述了自己的哀伤:“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正因为柳氏造福一方,才有柳民之悲悯追怀。 柳宗元一生坎坷,才能埋没,尤令人同情。“子之文章,而不用世”,《祭文》的直言诉说,蕴含着作者深刻的怜才惜才之感。“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志铭》中的这几句话,是对柳宗元一生命运最简明的概括。“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庙碑》之歌辞证明,至柳宗元病逝四年多的长庆年间,柳宗元仍不能为北方之当权用事者谅解。柳宗元的一生际遇,令人一洒同情之泪。 柳宗元才高盖世,其志不逞,尤令人惋惜。“子之自著,表表愈伟”,然而,“一斥不复,群飞刺天”。柳氏才华,令富贵达人“血指汗颜”,令能工巧匠“缩手袖间”,然而,多年不受任用。《祭文》表达了韩愈的深深惋叹。《志铭》言其政治怀抱、卓荦才华“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惜其误入王?、王叔文一党,“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庙碑》记载,柳宗元至柳州实任刺史,牛刀小试,四年即大治,“柳民既皆悦喜”,然而,却又事业未竟,赍志以没。 韩、柳同为唐中叶古文运动的旗手,早年政治倾向不同,其后宗教信仰有别,这并未影响两人的友谊。韩愈三篇悼念文字,可见手足情深,心心相印。正如林云铭所评,堪称“千古第一知己”②。 三篇悼念文章内容上各有侧重。《祭文》重在抒悼亡友的深情,《铭文》重在写柳子厚的一生,《碑文》重在写柳民对柳侯的追念。 《祭文》多用虚笔,浓墨抒怀。“临绝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柳宗元临终向韩愈、刘禹锡托孤,一可见柳氏之心无芥蒂,对韩愈高度信任,一可见韩子之亮节高风,对子厚忠肝义胆:这种难能可贵的相互信赖,表现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和高尚节操。“文末述及托孤,肝膈呈露,真能不负死友者,读之使人气厚。”③ 《志铭》实笔叙事纵写一生。虽述传主一生事迹,并非事无巨细一一详述,而是精心剪裁,突出重点,“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④,从为文、为人两个方面为柳宗元画像。父亲柳镇“号为刚直”,见出柳氏风义之泉源,解放奴婢、“以柳易播”两事,见出柳氏风义之典实,观察使河东裴行立、舅弟卢遵营葬,见出柳氏风义之影响。“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凸现柳氏文学之实绩,“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凸现柳氏文学之意义。 《庙碑》描叙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治绩。“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是对柳宗元政绩的集中概括。柳侯“生能泽其民”。首先整饬礼法,教化柳民,然后以农为本,发展经济,旋即实行改革,废除陋习。柳州社会大治,柳民受益匪浅。“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柳民受到感化由衷感激。柳侯“死能惊动福祸之”。卒后,柳民建庙罗池祭祀柳侯,”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一则传闻,表现柳侯在柳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韩愈悼柳三文,着眼点不同,读来绝无复沓之感。读韩愈的文字,一个才高气傲、生不逢时,饱含冤屈、信尝艰辛的柳宗元形象卓立于读者心中。后人对柳宗元事迹的了解,多得之于韩愈这三篇文章。 三篇悼念文章写法上异彩纷呈。《祭文》抒情为主,以虚就实。《志铭》叙事为主,议论精辟。《庙碑》散韵结合,既叙治绩,又录传闻,以浪漫主义手法写柳侯和柳州的不解情缘。 《祭文》作于初闻噩耗之际,重在抒发对亡友的一片深情,可谓文简而哀挚,辞短而情深。“嗟嗟子厚,而至然邪”,先从怀疑子厚猝死的疑问发端,叹其已死,却疑其未死。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