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运事 笔补造化.docVIP

以文运事 笔补造化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金圣叹比较过史籍《史记》和小说《水浒》叙事手法的不同：“《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①这段话挑明了文笔和史笔的区别。文学作品可以按照创作目?“顺着笔性”，“削高补低”，虚构想象，无中生有。而史传文学则不能向壁虚构，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托。但史家再现历史人物风貌，完全不排斥填充历史空白的合理想象。对此，钱锺书先生有一精彩论述:“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②史传文学的这种合理想象是《史记》文学性的显著特征。单纯的史笔，如《春秋》之笔，记事如断烂朝报，记人如履历证书，这种档案式的历史没有文采，难以流传。《史记》被称作“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亦自许“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③，这种文采，主要显现于人物传记之中。《史记》人物传记的“以文运事”，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吃苦事”。本文主要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科书《〈史记〉选读》为例，观赏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 历史材料的增饰。史家根据客观材料的想象，必须洞悉历史人物和事件，把握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特点。史家补充历史没有提供的某些环节，借助创造性想象去填补事实链条上的空白，以保持人物形象的完整和逼真，常常以揣摩的情节表现人物的特征。因此，再现出来的历史人物，不仅符合历史原貌，而且具有艺术品格。《赵世家》所写“搜孤救孤”之事，是从《左传》?录的，经司马迁精心组织，合理想象，这一宫廷斗争转化为一场激烈的忠奸斗争。“救孤”一段尤为精彩： 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 “搜孤”的奸佞屠岸贾，“救孤”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左传》不载其人。最早记述赵氏孤儿完整故事的正是《赵世家》。在《左传》记载的基础上，司马迁增饰了有关事实，情节惊心动魄，人物栩栩如生。屠岸贾的奸邪残暴，公孙杵臼的从容赴死，程婴的忍辱负重，无不跃然纸上。“用笔节节变化，有移步换形之妙”；“天造地设之事，为埋针伏线之笔，而演成神出鬼没之文”。④公孙杵臼、程婴的壮举，是司马迁“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结果，这种想象不仅遵从了《左传》记录的基本事实，而且具有浓烈的文学意味。一部《史记》，这种增饰之笔并不少见。《高祖本纪》写刘媪与龙相交而生刘邦，刘邦斩蛇，老媪痛哭，《孔子世家》写齐鲁之会孔子请斩优倡侏儒，皆属此类情形。 环境气氛的渲染。这是史笔和文笔在叙事上的重大差别。史笔直陈其事，忽略环境气氛的渲染，文笔铺陈渲染，描绘环境，营造氛围，是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段。在人物传记中，太史公擅长渲染环境气氛，令读者身临其境。试以《项羽本纪》“垓下之围”中一段文字为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何等悲壮的氛围！但作为历史事实而言，显然有太史公合理想象的成份。清人周亮工指出: “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⑤这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垓下之战”在《史记》中的另一表述是：“项籍败垓下去也，（灌）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⑥严格说来，后者的记载更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然而，两相比较，《项羽本纪》运用的文笔更有历史?魅力。四面楚歌，英雄末路，吟诗别姬，凄恻动人，令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唏嘘不已，这无疑是“笔补造化”的威力。虚构能补造化，虚构可代传神，这是艺术的辩证法。《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庞涓马陵兵败、《刺客列传》中的燕丹“易水送别”等重大场面，作者都极力渲染环境气氛，从而对刻画人物性格起了很好的作用。 激烈场面的描摹。文学作品要求细腻的描写和刻画，有时还需要淋漓尽致地泼墨渲染。《史记》对重大场面的描写，用笔往往不遗余力。《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完璧归赵，《魏其武安侯列传》写东朝廷